除此以外，就都看做是离谱，旁门左道，既为正流所不容，也引不起读者的注意。”又据台湾烛微先生披露：当时的中国政府未正式调查她（苏青）、检举她，将其视为汉奸逮捕归案，以致后来还有某大报编辑请其改换笔名编副刊（《世界日报》1987年2月）。
无论事实如何，苏青当年与周佛海、陈公博之流的瓜葛，是其人生册页中抹不去的不光彩的一笔。
她只能毁誉由人。
千秋功过，留待历史评说。
生死顺天天变道亦变。
新中国成立后，提倡文学创作为工农兵服务，像苏青这样以写青衫红粉、家长里短为主题的作家是无法上阵的。
当年的老朋友张爱玲、徐都远去海外，苏青显得格外的寂寞、苦闷。
更为难堪的是生活无着，一辈子为钱发愁。
1949年底，苏青由九三学社吴藻溪介绍，加入妇女团体“妇女生产促进会”，但一时也没找到工作养家糊口。
正一筹莫展时，朋友告诉她，香港的《上海日报》想请当年走红的老作家写稿撑门面。
于是苏青写了《市妇运会请建厕所》、《夏明盈的自杀》等寄去，可非但没有收到分文稿费，反受有关部门一顿批评。
时值1951年，市文化局戏剧编导学习班招生，苏青报名，没被录取，后由夏衍出面，才被批准。
毕业后，她被分到由尹桂芳任团长的芳华越剧团工作，为配合“三反”、“五反”运动写了几部剧本，但都未获成功。
后来，她改编郭沫若的《屈原》，为此专程进京向楚辞专家文怀沙请益。
1954年5月，由苏青任编剧的《屈原》首演，反映颇好。
在参加华东戏曲会演时，佳评如潮。
演员获奖了，音乐获奖了，偏偏剧本没获奖，其根子是苏青有“历史问题”。苏青感到不解、不平，但她只能忍气吞声。
那段日子，最开心的是由她编剧的《宝玉与黛玉》在京、沪连演300多场，创下剧团演出的最高纪录。
倒霉的是，在改编历史剧《司马迁》时，为塑造好司马迁的形象，她写信向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讨教。
完全是一封纯学术探讨的信。
讵料，1955年贾植芳被打为胡风分子，被判刑。
有关部门在抄贾家时，发现了苏青的那封信。
苏青也被打成胡风分子，关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
也有人认为，苏青被捕是潘汉年、杨帆案所牵。
情况太复杂，非局外人能说清楚。
但后来经深入调查，苏青与胡风根本无关联。
1957年6月27日苏青被“宽大释放”。 苏青出狱后，又回到剧团。
一时无事可做，看剧场大门。
自己创作的作品，已被他人改头换面窃去。
1959年芳华剧团去福建，苏青不愿去，被安排在黄浦区文化局下属的红旗锡剧团当编剧，兼配角唱戏，还要负责字幕，很是辛苦。
她也配合政治写过《雷锋》、《王杰》，但无影响。
1966年的“文革”，苏青家被抄，人被斗。
令她愤怒的是工作也被锡剧团辞退，生活更困难。
1975年，苏青从黄浦区文化馆退休。
退休证上写明：原工资61.7元，按7折计算，实发退休费：43.19元。
苏青的晚年极为凄凉。
她原住市区瑞金路，和邻居共用厨房、卫生间，经常受人欺负。
迫于无奈，和郊区人家调换住室，以求安宁。
她与已离婚的小女儿李崇美和小外孙，三代人住在一间10平米的房子里，相依为命，基本断绝了与外界的往来。
唯与王伊蔚老大姐（抗战前《女生》杂志主编）有所过从。
她在致老友的最后一封信中说：成天卧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收费一元，不能报销，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时期也不远了。
1982年12月7日，多灾多难的苏青顺天命而去，终年69岁。
1984年，上海市公安局作出《关于冯和仪案的复查决定》，内称：“……经复查，冯和仪的历史属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解放后且已向政府作过交代。
据此，1955年12月1日以反革命案将冯逮捕是错误的，现予以纠正，并恢复名誉。”迟来的公正，苏青去世已两年了。
苏青病危时，很想看看她的《结婚十年》，家中没有。
后来成为其女婿的谢蔚明，辗转托人找到一本。
因那时此书还未开禁，书主人提出速阅速还。
谢蔚明为安慰病中的苏青，出高价复印一册送她。
苏青做梦也没想到，她死后不几年，社会日渐祥和、开放。
苏青复苏了。
她的《结婚十年》、《浣锦集》等陆续再版，研究关注她的人也越来越多：《苏青传》（王一心）、《乱世佳人苏青》（李伟）以及《寻访苏青》（毛海莹）相继问世。
人们没有忘记当年上海滩的苏青！花落人亡有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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