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陈居伦敦亚当姆森14号一老式房子，凌叔华曾一度到新加坡教书，女儿也不在身边。
陈纪滢说：“家中凌乱，与在珞珈山时代的小洋楼书斋相比，大有天渊之别。”目睹陈西滢捉襟见肘的困境，代表们以囊中的款项相赠，“藉求心安”。陈西滢先是婉拒，经代表们再三央求，他才收下，羞愧地说：“你们太客气了”，“似乎多了点”。如此落魄，叫人心酸。
试想一向潇洒、素有绅士风度的陈西滢，倘衣食能周，他是绝对不会伸手接下朋友们的惠助的。
那段时日，陈西滢在艰难竭蹶之中，仍勉力工作，推动中外文化交流。
他积极在伦敦、巴黎间游走、说项，促成张大千的画展，“使欧洲艺术界首次认识张大千先生的不凡造诣。
大千先生其后在法国南部会见毕加索，彼此赠画，成为中西艺术界的美谈，实种因于通伯先生的推介。”鲜为人知的是，威尔斯（H.c.wells）撰的《世界史纲》，有关亚洲的史料都是陈西滢提供，并有署名。
陈西滢乐于助人。
手头宽裕时，曾借给熊××相当一笔数量的钱，后来手头拮据，写信给熊请他还钱；而熊竟复了“爱莫能助”4个字，弄得陈西滢哭笑不得。
一个朋友为儿子到英国读书筹款，要卖齐白石的3幅画，找不到买主。
陈西滢帮他去找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终成人之美。
鲜为人知的是，李四光当年秘密回国，陈西滢是出了大力的。
李四光回国前夕，台湾国民党“外交部”密令“驻英大使”郑天锡，要李四光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政协委员职务，否则扣留。
陈西滢截获这一密令，冒着危险给李四光打电话，使李四光赢得一天时间，只身到了法国。
1949年12月25日，李四光由热那亚启程，秘密回国。
每每当朋友们称赞他嘉惠友人时，“他会慢慢地把烟斗从嘴里拿下来，一面摇头，一面腼腆地说：‘我没有做什么，主要还是要靠他们自己。
’”“他从不领功，他就是这么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性主义者。”陈西滢性清高、内敛。
他当年在英曾获博士学位，苏雪林与他在武大共事十余年，都不知他有此衔，直到台湾文星书店为陈西滢出书作介绍时才知道。
苏说这并不是他过度谦虚，是孤冷的不屑，是他英国绅士修养之一端。
陈西滢有两大喜好：藏书和收藏烟斗。
武汉岁月，藏书很多，他对书的印刷、装帧都不感兴趣，因此他的书多为“二手货”。他认为买书是为了“读”，不是为了“看”。他特别喜爱三位作家：简·奥斯丁、H.G.威尔斯和阿纳托尔·法朗士。
夏志清教授在2004年致笔者的信中曾说：“中国最有资格写欧美八大家的是陈西滢。”1950年11月，陈西滢的老友徐悲鸿曾致信于他，希望他能早日回国服务。
第31节：闲话西滢(6)
大概西滢先生顾虑较多，没作回应。
陈西滢有中国传统文人的品格。
他爱国不让人后。
凌叔华说：“抗战时，他在重庆为《中央日报》撰写骂日本的文章，这些社论很受人注意。
陈先生善于用犀利的字句批评时势，所以他很过瘾，但可把我害惨了。
因为当时我回北平替母亲办丧事，我三番两次嘱他以笔名发表，他就是不听，结果害我在北平一年时间，日本北平特务、宪兵等，不时来探我回北平的真实目的，还要我写信给陈先生叫他来北平……反正惹了不少麻烦！”陈西滢的女婿秦乃瑞（John Chinnery）博士是英国研究鲁迅的学者，50年代初曾留学北大，曾任爱丁堡大学中文系主任、苏格兰中国友协会长。
秦乃瑞和陈小滢给儿子（Colin Chinnery）起中文名为秦思源，这“源”字据小滢告诉笔者，一是父名；一是饮水思源，不忘中国这个根。
秦思源伦敦大学毕业后，供职于伦敦大英图书馆，后到英国驻华使馆，从事中英文化交流工作，现为北京尤伦斯国际艺术中心副馆长兼策划部主任。
仅凭女师大学潮事件，定陈西滢为“反动文人”，实在有失公允。
改革开放后，《西滢闲话》由多家出版社不断再版，学界对他的评论渐趋实事求是，中肯了许多。
毋庸讳言，陈、凌的家庭生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不愉快的或曰不和谐的。
据陈小滢说：“母亲凌叔华是一个十分内向的女人，自己的事一向不对人说，这大概与她出身大家族，兄弟姐妹众多，她自己排行第十有点关系。”而陈西滢性格内敛，寡言，在好多问题上两人缺少沟通。
小滢又说，好在“父亲陈源是个老好人，宽怀大度，每能原谅别人。”以至到最后仍保持了家庭的完整。
陈西滢虽然自幼就受西方教育，但中国伦常礼教在他身上的印迹很深。
陈小滢告诉笔者，“陈氏家族很讲孝道。
大姑陈浣原在天津女子师范上学，为照顾生病的祖父中断学业。
祖父病重时，大姑真的割股煎汤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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