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龙云去世时，潘光旦不避嫌，不忘旧谊，与罗隆基一道去北京医院太平间为他送行。
讲孝悌，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潘光旦事母至孝。
他14岁丧父，是在母亲沈恩佩的精心抚育下成长的。
母亲是位知书达理、性格坚强、处事通达的女性。
她对子女管教甚严，两个儿子都毕业于清华。
儿时潘光旦与玩伴争吵打架，她总是先找儿子“算账”，还要加点轻微的体罚。
她注重对子女的教育，战乱时从乡下逃到上海，她舍弃家中好多物件，却带了四担子书。
晚年体衰，无事，用木制小梭为儿子织花纹各异的彩色带子，系在儿子的竹制书签上。
潘光旦铭于五内，有诗云：“忍看慈母手中线，翻作残编夹上棉。”母亲去世时，潘光旦极为哀恸，在小阁楼上独处3天，不下楼吃饭。
薪火相传。
潘光旦家教有方，他言传身教，把“礼让”的美德和读书的种子播撒在女儿们的心田。
昆明岁月，乡居简陋，晚上备课或写作点油灯，他自制一个八片玻璃条灯罩防夜风，挑灯夜战。
在那艰苦岁月，还要求孩子们每日练大楷小楷各一篇。
还为大女儿乃定制一只“乃习字”墨盒。
曾给四女儿乃谷习字作批语：“十二月三日，潘乃谷小字总是写得太硬，固然用五紫羊毫是原因之一，但不会运用笔锋，总是至要原因。
第54节：潘光旦的人文情怀(4)
阿爹。”还规定孩子们要背《论语》，读中外名著，纠正英语发音。
给孩子们养成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
同时注重德育，吃东西时不准挑食，不许讲话；对人要有礼貌；在昆明的收割时节，孩子们在田间玩耍，偶在田野里拾点遗下的稻穗，潘光旦立即制止，他说那是社会留给孤寡老人的唯一东西，别人不可去拿。
从小培养孩子们的爱心。
一副严父慈母的胸怀。
抗美援朝，乃和入伍，他还代表家长到学校讲话。
我们平时从照片上看到的潘光旦，是穿一件皮夹克、戴一副深度眼镜，嘴衔一只大烟斗，拄着双拐的形象。
有一只烟斗是他的所爱，是用老竹根打通自制而成，斗腹上铭有“形似龙，气如虹；德能容，志于通”。他的另一最爱是藏书。
1936年住清华园新南院11号时，门前藤萝架上结出一对并蒂的葫芦，他十分喜欢，将书房命名为“葫芦连理之斋”。他坐拥书城，有藏书万余册。
有钱他就买书，有趣的是1926年4月回国时，他因把钱都用在买书上了，到上海下船时身上只剩一元钱，回家的交通费都不够。
他当时收藏的《达尔文文集》，极为珍稀。
“文革”时抄家，红卫兵问，别的教授家都有几万元的存款，为什么你家只有100多元？他说全买书了。
他收藏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1版）派上了大用场。
当时为中印边界问题，政府需要边境史料，周总理亲自向他提出借用这套书，还书时还有总理的复信。
后来这些藏书除女儿们各留一套作为纪念外，都捐给国家了。
潘光旦很注意生活情趣。
战时在昆明，他也会营造书房的氛围。
一张大书桌为自制——两侧用包装木箱横竖叠加成桌脚，上架两条长木板为桌面，一如裁缝师傅的工作台。
台上备有文房四宝。
还有拾来的石头和竹木制品做小摆设。
因房子四面有窗，他命名为“四照阁”。苦中作乐，不乏文人雅士情调。
幽默是潘光旦的绝活。
他独足，当政协委员时外出视察，走路用双拐，叶笃义先生照顾他。
有人取笑他说：“潘先生的立场观点都有问题。”他说：“不只如此，我的方法也有问题，我架的双拐是美国货。”（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他喜欢研究家谱，看了许多他姓家谱。
有人送他一副对联：“寻自身快乐，光他姓门楣。”因潘光旦行走用木拐，朋友徐志摩戏言“胡圣潘仙”。胡圣，指胡适；潘仙，指潘光旦，比喻他为名列八仙之一的李铁拐。
他还喜欢旅游，挑战自我，“到人不到”之处，偏干一些常人认为肢残人干不了的事。
在西南联大演讲时，他讲到孔子时说：“对于孔老夫子，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说着，他看了一眼自己缺失的一条腿，更正道：“讲错了，应该是四体投地。”引得同学们大笑。
当时，他寓昆明农村一小楼上，没有书房。
一商界朋友在自己的新房中送他一间作书房，虽寄人篱下，但环境挺幽雅。
他用隐士蟹寄住螺壳比喻，作一联，送给前来看他的学生李树青，联语是：螺大能容隐士蟹，庭虚待植美人蕉。
他请李提意见，李便和他开玩笑：“此联是否已征得潘太太首肯？否则，我建议用‘寿仙桃’代替‘美人蕉’。”潘光旦开颜大笑：“原意在属对，并无金屋藏娇之意。”狼烟岁月业余生活贫乏，清华大学的职员们也喜欢打麻将，以致小偷乘空而入竟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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