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亢德是她在文学道路上的恩人。
苏青与大汉奸周佛海及陈公博的相识也是陶亢德介绍的。
说苏青走红是《古今》捧的，不无道理。
她在《古今》上发的第一篇文章是《论离婚》，堪称绝妙，受到时为上海“市长”的陈公博的欣赏。
该刊创办者朱朴，是汪伪交通部次长。
朱朴点拨苏青写文章奉承一下陈公博。
苏青可能考虑自己一孤身女子在外混事不容易，需要有人庇护吧，在《〈古今〉的印象》一文中，果真吹捧了陈公博一番。
忠奸不辨，实在令人心痛（也许她已有所察觉，在后来出版的4部散文集中，均未收此文）。
投桃报李，陈公博给苏青介绍工作：或者做他的私人秘书，或者任市政府专员。
大概苏青怕陈公博有所图，选做专员，混入官场。
尽管她只干了3个月，但代价是惨重的，她由此沾上了“汉奸嫌疑”，这页历史是抹不去的。
此时有人以匿名方式寄给她一张10万元支票，苏青曾犹豫，猜想是陈送的，但信封上无写信人的地址。
恰那时苏青要养全家老小5口，日子实在不好过，她就饥不择食，收了。
生活有所改善后的苏青，不甘寂寞，想出人头地地干一番事业。
她审时度势，决定办刊物。
刊名定为《天地》，取谈天说地、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意思。
这油然令人联想到是延续《古今》的余绪，一指时间，一指空间，故有人认为这是“天造地设，妙古绝今，可谓巧合之至。”1943年10月10日，在周佛海、陈公博的资助下，天地出版社兼《天地》月刊在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160号601室挂牌开业。
苏青真有本事，把政界、文坛的名流拉来写稿，作者队伍阵容显赫：周作人、陈公博、周佛海父子、胡兰成、谭正璧、秦瘦鸥、朱朴、张爱玲、纪果庵、柳雨生等。
苏青不仅有温州人的能干，又有上海人的精明。
她单枪匹马经营的《天地》，创刊号竟一炮走红，脱销后立即加印。
她经营有道，马上实施杂志预订，八折优惠客户。
新年出“特大号”加质不加价。
她向周作人讨张签赠的全身照，登在杂志上，既做广告又讨周作人欢心。
还别出心裁举办“命题征文”，总之花样不断翻新。
为争得发行折扣，她不怕丢人现眼，不怕吃苦，亲自扛着《结婚十年》到马路上贩卖，与小贩“讲斤头”。聋哑作家周楞伽撰文揶揄她：“作为一个宁波女人，比男人还厉害！”还写打油诗调侃她：“豆腐居然吃苏青，血型犹太赐嘉名”，因而得了个“犹太作家”的诨号。
苏青寸土不让，写文反驳，斥责他多管闲事，并反唇相讥：“你耳聋，一张嘴又说不清楚。”以周耳聋为题讽刺挖苦，笔墨官司俗到与骂街无二了。
第73节：花落人亡有人知——乱世才女苏青(5)
苏青说：“情愿不当什么女作家，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张爱玲说苏青的特点是“伟大的单纯”。受人惠，必还人情。
在《天地》创刊号和第四期上发表的署名为“周杨淑慧”的《我与佛海》、《在日本的小家庭生活》两篇文章，实质上是由苏青代笔的。
这时的苏青，已成了社会活动家，出席了一些有亲日行为的不光彩的会议，还任过“中日文化协会的秘书”。故此，1945年11月出版的司马文森编的《文化汉奸罪恶史》，列出张爱玲、张资平、谭正璧等16位文化汉奸，苏青亦在其中。
张爱玲沉默。
苏青在《关于我》一文中辩诬：“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的这个黄道吉日才动笔的。
我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大高兴喊口号的。
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的。
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如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怍。”她后来在另一篇文章中袒露了当时的真实心境：“我投稿的目的纯粹是为了需要钱！”“而且我所能写的文章还是关于社会人生家庭妇女这么一套的，抗战意识也参加不进去，正如我在上海投稿也始终未曾歌颂过什么大东亚一般。”“苏青从来没有写下一个字替敌伪唱赞歌。”（谢蔚明）对“文妓”、“性贩子”和“汉奸文学”的指控，时下也有不同的声音：季广茂在《义旗下的哭泣》中谈到苏青在40年代那段辩白时指出，“（沦陷区的人民）他们被自己的政府遗弃在固有的土地上，他们有权生存……但更多的百姓则生活在灰色地带之中，他们只能生活在夹缝之中，忍气吞声”。江荣在《拂去尘埃读苏青》中说：“四十年代前期的上海，时代特殊，环境复杂，在那个环境下活动，若无清明的国家、民族意识，若无坚强的意志以及有保障的生活来源，很容易沾上腥气。”戴锦华认为：“（苏青）只是在一种男性行为的压抑之下，在一种死寂的女性生存之中，道出的一种几近绝望的自虐自毁性的行为。”柯灵也说：“抗日救亡，理所当然是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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