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对柳诒徵的学养与为人黄侃素来很推崇。
令人刮目相看的是黄侃敝屣尊容，对达官贵人们很不屑。
黄侃本是辛亥革命先驱人物。
当初的同盟会员，后来不少在南京国民政府中位居要津。
黄侃大多不与往来，即对身边的人也不提昔年参加革命的往事，唯与居正有所过从。
时任司法院长的居正，曾因反蒋被囚南京汤山，众人疏之，黄侃念旧谊常去囚地探视。
不料，居正东山再起，是一朝显达了，黄侃反倒不去走动了；倒是居正常到量守庐造访。
居正问黄侃何至于此。
黄说：“君今非昔比，宾客盈门，权高位重，我岂能作攀附之徒！”不过，后来为保释共产党员汪楚宝，黄侃不得不托请居正，居正也很爽气地帮了忙。
一日，黄侃邂逅国民党元老戴季陶。
戴问黄有什么近著可观。
黄侃一本正经地说：“我正在编《漆黑文选》，你的那篇大作被我收进去了。”戴季陶知道黄侃擅授《昭明文选》，这里的“漆黑”正是“昭明”的反义。
戴季陶无端地被奚落一番，自认晦气。
民国要人石瑛发迹后，黄侃与其断交。
滑稽的是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筹谋称帝，赠黄侃3000大洋和一枚金质嘉禾章，授意他写《劝进书》。
大洋，黄侃照单全收，用于游山玩水；《劝进书》只字不写，并把那枚金质嘉禾章挂在家中猫的脖子上。
新文化运动伊始，北大章门弟子们作柏梁体诗分咏校内名人。
咏陈独秀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意指他打倒孔家店。
咏黄侃的一句是“八部书外皆狗屁”。（八部书指《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昭明文选》）耐人寻味。
林林总总，尽显黄侃的名士风流。
忧国忧民 操守可颂黄侃是著名学者，也是革命先驱。
一生反清、反袁、反日、反蒋，堂堂正正，大节不亏。
正学以言，决不曲学阿世。
1903年黄侃入武汉文通学堂。
当时的武汉已成为反清的思想重镇，文通学堂集聚了宋教仁、董必武、田桐一批热血青年。
黄侃受《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进步书籍影响，很快成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
他与宋教仁感情极好，在同学中宣传反满、反君主专制等革命思想。
因讽刺学监李贡三是不学无术的官僚，遭开除。
后受张之洞资助赴日留学。
在日本又遇宋教仁，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1907年在《民报》撰文宣传革命。
次年回国侍母，两广总督端方逮捕革命党人，黄侃又逃往日本。
1910年，应湖北革命党人之邀，回国在蕲春组织“孝义会”，发表演讲，鼓吹革命。
1911年武昌首义，黄侃与黄兴参加军政府工作。
第9节：零缣断简话黄侃(8)
首义失败后，黄侃又回蕲春组织“崇汉会”，因乡绅告密，黄侃被迫再次出走。
1912年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黄侃当选为议员，同年出任上海《民生日报》总编辑。
同时研究小学、经史。
辛亥革命以袁世凯窃权而告终，国事日非，黄侃认真反思，决意不再问政，他认为国学是“存种性，卫国族”的手段。
尽管如此，黄侃对国运民生仍时刻关注。
面对政局动荡、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的社会现实，他常以诗抒怀，“独为遗民诉不平”！1931年南京发大水，他把一个月工资捐给了灾民。
特别是对日本的入侵，他有切肤之痛，曾作《勉国人歌》，“嗟我兄弟邦人诸友兮，急起逐倭奴！”唤起国人对日斗争。
“济南惨案”后，他的日记专辟“时事”专栏，记载倭事。
当听到华北要修改教科书时，“先生闻之大愤”，在金陵大学授课时，见窗外“膏药旗”升起，“眦裂血沸，悲愤难宣”（1931.9，日记），他在日记中不写“日本”二字，用“倭”，又造一个“”字。
病中写道：“我军连捷，杀倭子数千，洵快事也。
予之疾，又何烦药物乎？”（1932.2，日记）出于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他讥评日本京都东方文化学院的学报是“日本之讲吾国学术，马非马，驴非驴，此龟兹王所谓骡也。”“九·一八”事变，黄侃忧心如焚，悲愤交加。
他在第三天写了首《闻警》：早知国将亡，不谓身真遇。
辽海云万重，无翼难飞赴。
对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以及面临亡国的悲愤，对报国无门的怅虑跃然纸上。
1932年春，见到蒋介石的通电“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黄侃嗤之以鼻说：“此数言真壮烈！与出师表何异？虽然，厉鬼披发搏膺，坏门及寐而后知之，何见事之晚乎？”他在1931至1932两年的日记中所作的50首诗词，主要都是写国计民生的。
黄侃本就嗜酒，加之满腹心事，更想借酒浇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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