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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_冉云飞【完结】(21)

  到了唐宋两代,繁忙的成都水码头有“水向金陵”之称,韦皋镇蜀时还在成都东南二江合流处建了合江亭,以后便成了成都作为水码头的起点,所谓“门泊东吴万里船”“江平偏见竹簰多”便是对合江亭水码头繁荣景象的描述。这条水道,成了成都与长江沿路各城市之间进行商贸往来必不可少的通道,“浪里争迎三蜀货”(卢纶),“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杜甫),而且如果船只不往来,便会造成“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的囤积阻滞,这便是水道往来及商业繁荣的明证,尤其是成都陆路到重庆及出夔门的运输通道尚未建立起来的时候,就更是如此。

  成都水道出夔门出川一般称之为“峡路”,而峡路是出川最为天然的道路,当然由于古代帝都大多建于北方地区,因而川陕路虽然艰险,却是四川地方政府沟通中央王朝的必由之道。因而从政治意义上讲,峡路不如川陕路重要。自然也有例外的时候,像王朝的乱世和末世绝对除外,比如唐玄宗、唐僖宗奔蜀,以及宋末之抗蒙古,靠的就是峡路的运输及其对经济发展的维系。不过,从商业价值来看,峡路丝毫不逊色于川陕路,而从军事意义上讲,它们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尤其是清朝以前。因而在唐宋两代,从成都开始到宜昌的峡路,像川陕路设陆驿一样设水驿(码头),到元代在此水路段有四十九个水驿,而清代增至六十二个(见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第四章“川鄂交通路线”),单从此点,亦可表明清代水运的繁荣及发展程度超过了元代。宋代以后的峡路用途是极广泛的,比如运输粮草、布帛——单是983年就从西川取峡路水运布匹六十六万匹,经荆南入开封,可见其运力之强大——甚至运军马,只是有王十朋等人力主废除船只载马匹(《夔州论马纲状》),后才作罢。

  宋代诗人范成大便是从成都登舟,到嘉州换大船而至长江出川的,按他当时的行程,成都到宜昌总共二十三天左右,这说明其快捷。但水路有个天生的弱点,便是其上行能力与下行能力的不均衡,若完全取水路上行,从万县开始到达成都便要一百天,而舍水路登陆则只需要二十天,这无论是对传递信件或者运输货物在时间的要求上,还是在运输成本的低廉方面,与水路相比,都是相当有竞争力的。

  但峡路的重要性使得峡路并不是任何时候都畅通无阻的。譬如诗人岑参——峡路水道往来的商贾自不必说,就是文人有案可稽者亦有李白、杜甫、张祜、陈子昂、张说、孟郊、白居易、刘禹锡、杨炯等人——在公元768年罢官东取江路归南阳时,因戎州群盗断江路,被迫“淹泊戎州”(《阻戎泸间群盗》)。自然,在战事纷起、群雄割据的时代就更是如此。因此打通成都从陆路通达重庆出夔门的道路,不仅有利于射利之商贾的往来,而且有着极强的政治和军事上的意义。

  因为宋绍兴年间,经常将川西眉山、乐山、泸州等地的粮食从外江(指长江水道)通过内江(嘉陵江水道)运入抵阆中、广元(宋《垫江志》),当然这都是官家的“转搬”——这样的迂回“转搬”,从商人射利的角度看,可能不划算,但因为官家惯于注重稳定军心及边务的重要性,有时不顾成本——但也表明这两条水道在宋代的重要性。同时与更省力省费省时间的成都抵达重庆的北道联合起来,对四川中部偏北一带经济的发展、军事的重要性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成都通往重庆的道路,从传统意义讲,有南道与北道之分。北道经过飞鸟县(中江县大华乡)、遂宁、合州(合川)而至重庆,约九百里。而南道则经过龙泉、简阳、资中、资阳、大足邮亭铺至重庆,约九百五十里。后来随着经济发展的南移,北道的位置逐渐被南道所代替,而且南道亦称东路驿程便越来越频密,对于成都来说,终至陆路完全代替水路的局面。

  就成都向远程发展的道路,进而出川而言,固然有现今我们所说的川滇线、川藏线、川甘线(甚至包括川青线)、川黔线等,但就传统意义而言,川人在川鄂线(陆路、峡路)、川陕线上所花的心血要更多更大一些,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是如此。但是千年来的突围,产生的效果并不是太明显,换言之,不是质的变化,譬如川陕道就是如此。一位宋人曾不无得意地说:“蜀号‘天险’,秦以十月取之,后唐以七十五日取之,本朝以六十六日取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首先,这表明所谓的天险在民心向背面前,其实无险可恃;复次,在去掉每朝取蜀时各种因素并不完全相同的情况下,道路正在变得好走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但远没有达到实质性的改变,这就正如保尔·瓦勒里所言:“拿破仑的行军速度与尤利乌斯·恺撒的行军速度同样缓慢。”而这一切,只有到了飞机与火车兼用的今天,才在出川时间的过多稽延上有实质性的改观。

  在蜀道上狭路相逢

  出蜀及入川之路都是并不宽敞的,因而按今日标准都只能算是狭路,也正是因为这狭路的现实格局限制了四川包括成都获得大的发展。倘若对古代成都的道路只作近距离的探寻,那么无疑就近的路除了少量的,如翻越龙泉山以外,都应该算是较为好走的,虽然远远说不上成都周边的交通网已经四通八达。如同作家李劼人先生所说:“秦朝时代最为考究的能走四匹马并排拉车的‘驰道’,当时已纵横川西平原”(《成都历史沿革》,《成都文物》1991年第2期),按今日成都所管辖的范围,来粗略地看看古代在它周边的驿道——无论是陆路的还是水码头的——对我们理解古代成都交通并不是毫无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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