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性川陕古道行程，共费时二十九天，去掉一天受阻于雨，实算为二十八天。可能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二日这五天，从古店过后开始的行程，王士性与其同伴刘元承，边走边看风景，多费了时日。倘使这段行程大约三天可到的话，那么实际所费时间就应为二十六日。在这实用的二十九天之中，川陕道陕西段虽然所占的里数可能只有川陕道长度的三分之一，但所占的时间却多达十四天，是所用总时间长度的一半，可见川陕线的行程难度多在陕西（当然王士性未经剑阁道）。而川陕线四川段，由于王士性采取了迂回到阆中（保宁），然后经盐亭、三台（潼川）等地，再到成都的路线，虽然比走剑阁道要平坦一些，但所费时间可能比走剑阁道要稍多一些。王士性无急务在身，没有采取抄虽是近道但却是险道的走法，大抵是为了行程的舒缓，有利于身心健康，保持一个在相对长的行程中，不致中途生病。
马可·波罗也曾写道：“向西骑行山中，经二十日程，抵一平原，地属一州，名成都府。”因为不能确定马可·波罗从什么地方抵成都费了二十日程，据有人考证，每程应为四十至五十公里，那么就是近一千公里。另一种译法将马可·波罗的二十日程，翻译为“走过二十个驿站路程”（陈开俊等译，福建科技版），而每个驿站的路程又并不均等，那么是否是一千公里就还有疑问。但可大致推断的是，马可·波罗从秦岭一带过来，与王士性所花费的时间相去不远，可能王士性的起程比马氏要远一些。但不管是马可·波罗还是王士性，所费时日都不少。王士性近一个月的时间，才能从宝鸡抵达成都，这在我们现代人看来，简直不可想象，但对古人来说，这已经算顺利抵达，没有意外，应该庆贺了。
王士性在川陕线所走的这一个月，现代的人可以用来简单地周游世界各国而有余，单从此点来看，古人的生活质量确实不能与现代人相比，因为他们如果要到各地去直接交流——经商、旅游、做官等等——在路上所耗费的时日非常多，这一点在新修公路以前，不管相去多远，所费时日相差不大，除非像给杨贵妃送荔枝那样的“急制速度”。同时我们也就理解二百多年后，俞平伯的父亲俞陛云，在清末科举尚未废除以前，从北京到四川监考，在川陕段所费时间几乎与王士性差不多的原因（见其所著《蜀诗记》）。
生活要我们跑多快，对成都人来说，历来是个问题。
第四章 先人们生活中的水
人把它创造出来与日月同辉，
从这里流出来的是水，也是信念。
——梅·萨顿
上善若水。
——老子
真正的世界奇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纽约时报书评》对一本书兴奋地评价道：“本书读来妙趣横生……使人觉得学历史就像吃冰淇淋那样痛快。”以我们的阅读习惯，来猜度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肯定是困难的。因为在我们的阅读和学习过程中，学历史绝对是件枯燥得要命的事，而非“像吃冰淇淋那样痛快”，更何况这是一本反映一项美国水利工程的书——《胡佛水坝》。作者约瑟夫·E·史蒂文斯漂亮的文笔加上他科学的理性精神，使我叹服，多年以后，我仍能记住他所描述过的许多精彩细节。以我的孤陋，还不曾看到过中国人将水利工程写得如此科学而有趣，让门外汉也读得眉飞色舞。这让我想起几千年来寂寞地流淌着，不舍昼夜，灌溉了无数农田，给民众带来无尽福祉的都江堰。
但奇怪的是，我们却将荣誉毫无保留地献给了那早已“死去”——事实上，长城从诞生那天起，就没有有效地起到阻止“胡人牧马而南下”的作用，后来历次的外族侵凌中，其所起的军事作用也并不大——而且积淀像孟姜女这样千古民怨的长城，而冷落了真正给民众代来绵长之福祉，至今仍泽润天府的都江堰，真是令人匪夷所思。从表面上看，都江堰只泽惠了成都地区民众的生活，但其实它所起的作用之巨大，无论怎样估算都是并不过分的。
都江堰除了由于其各个工程互相协调，共同发挥着防洪、灌溉、航运及社会用水的综合作用，还在于存在着一系列的岁修原则如“深淘滩，低作堰”等，更在于李冰在创建这一工程的时候，提出了水文观测的方法及原则，为后世修理都江堰提供了可供比较的观测方位，尽管这一观测法是如此的粗疏。以三石人（神）为水则，又多次作石犀以镇水神，既反映了蜀人的宗教意识，也体现了李冰对水文观测的重视，更是见于记载的最早的水尺。石人既可以观测水位，又可以测定进入灌区的流量。“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有人因岷江枯水期水位变幅约5米，推测出石人的高度约6米（《四川历代水利名著汇释》），但1974年3月于外江掘出的一个石人，高2.9米，肩宽96厘米，是东汉末年所作。这两个并不相同的数字，是否表明岷江水位之变化？还是“石人”并不是作为水尺来用的呢？这是一个问题。但不管怎么说，至少表明当时已意识到堰上游某处的水位和堰的过流量之间存在着特定的关系，是古代堰流理论的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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