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平创伤
自古入蜀者，有几种情况必须分别对待。一是遭受流放、谪贬。四川好像历来并没有一个可供统治者作为流放或贬谪自己“敌人”（其实大多是假想敌）的基地，夔州由于贫瘠艰苦，一度成了一个迁徙流人的地方，但人数不可考，而黄庭坚之被贬谪到涪陵、彭水也只是个案而已。不像宋代的广东、海南等地，也不像清代的宁古塔、新疆伊犁等地，是统治者流放、谪贬“敌人”的一个基地。二是宦游（亦可称游宦，唐初常用，后亦沿用）。这类人比较多，有名的文化人有浙江人陆游，江苏人范成大，河南人刘禹锡、李商隐、岑参，河北人高适、卢照邻，山西人白居易、王勃，湖南人王壬秋等。其他尚有像张子洞这样对吾蜀近现代文化的兴盛产生过影响的官僚。三是逃难。著名的文化人当数杜甫，随后有在唐末逃难至蜀的一些名门望族，对宋代蜀学的兴盛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抗日战争时期，许多高校迁蜀，学者、教授、作家大批至川，对当今四川的文化积淀也铺垫了一定的基础。四是不少的商人进入成都做生意并最终定居成都，我们将在后面适时论及。五是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四川历史上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有七次。大多数的人口迁徙都是因战乱和政治原因造成，少数是因为四川能满足其“冒险”之欲望，或者因政府的鼓励性政策而迁入。这七次迁徙分别为：秦灭蜀国后，迁秦民万家充实巴蜀，以便于控制巴蜀；东汉末到西晋，大规模境外移民迁居四川，导因于战乱；唐末五代、南宋初年，大批北方人迁入四川，导因于战乱；元末明初，长江中下游的移民大批入川，因为战乱；明末清初，因为战乱，四川人口大减，土地荒芜，大批长江中下游及南方移民迁入；抗日战争爆发，以长江中下游为主的移民大量迁入；1949年后，为加强战备及三线建设，大量北方人及江浙人迁入。这些大规模迁徙中导因于战乱者，其实和杜甫的逃难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因其规模较大，以及杜甫有名，将二者均单独列出，以便于对其间所蕴藏的问题加以分析。
文化人之入川，主要是因为宦游。而宦游入蜀的文化人，没有几个是将官做得很得意的，倒是有一大堆失意的人。考虑到文人好夸张的毛病，我们只以两个可确知的宦游失意文人王勃和陆游来讨论这个问题。王勃早慧，17岁考中了幽素科，成为朝散郎，后从唐高宗第六子沛王李贤的王府修撰兼侍读，虽然只是文学侍臣，但作为皇子的随从人员，地位比较亲贵。王勃本可乘此青云直上，但公元669年，他20岁时却因一篇游戏文章惹出了祸事。唐代贵族子弟盛行斗鸡游戏，王勃因皇子们斗鸡写了一篇鸡檄文，给皇子们斗鸡助兴，以沛王鸡的名义声讨英王鸡。唐高宗得知后觉得王勃挑拨皇子之间的关系，盛怒之下，将其驱逐出沛王府。
王勃受了这种打击，没过多久，就带着无奈与委屈从长安入蜀，沿途用时一月，与王士性入蜀差不多。据考，王勃应率先至成都，因为当时卢照邻在任新都尉，因卢照邻的关系至梓州、九龙县、绵竹县等地拜访朋友。这次入蜀他留下了不少诗文，大抵占其诗文集《王子安集》的三分之一。其主调是委屈、愤懑、怀乡、隐逸等。其入蜀一年有余后，就以为别人募集银两的口吻写《为人与蜀城父老书》，有研究者认为他的募捐活动实在是为了自己，因为文中所写情况正与他的处境相合，文中说“下官薄游绵载，飘寓淹时”，其在成都为着经济的援助。入蜀两年后，王勃又写了一篇《为人与蜀城父老书》，文中说：“仆一违秦陇，再革炎凉，戒征轴而无因，指归途而有倦”，表明了久客思归的情绪，但无财力北还。都说明他在四川游宦生活是过得不好的。
王勃来蜀两年后，一次酬和邵令远和卢照邻的诗作时，写了一首《蜀中九日》，其中有两句：“人情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可以想见他对南中（四川）的厌倦之情。而且他在四川所写的诗文中，除了咏怀之作、即兴之作外，便是应命之作，而应命之作中全是对道观佛寺的颂扬，及其主人的吹捧。但全身远祸、隐逸山林的想法也在他诗中时有显现，这对刚过二十岁的年轻诗人来说是个不同寻常的举动，也可看出古人在专制制度下，生存之艰难悲苦，即便像王勃这样的天才也不能幸免。王勃在蜀地的日子里，常常是“抚穷贱而惜光阴，怀功名而悲岁月”（《春思赋》），因此“万里念将归”（《山中》）。但在四川与朋友唱和、游山玩水对抚平其内心的创伤无疑是有作用的，这是王勃在蜀地三年的唯一收获。
与王勃相比，陆游在成都一带过着的也是让他很不得意的生活。陆游是宋代少有的一生都主张抗金恢复失地的诗人之一，可惜抗金不只是个抗不抗金的问题，还在于主和及主战两派此消彼长，他们的利益荣辱，身系其间，不可能高尚到尽以国家大事来行事，尽管主和派也强调他们的行止是为了国家。陆游的不幸在于在其有用的壮年，主和派长期主宰朝中政事，因此他只有十分短暂的时间在抗金前线南郑参与兵事。随着四川宣抚使王炎的离职，陆游的恢复中原之策，恢复失地之志，不被人用，不被人理解。即便是著名诗人范成大任四川安抚制置使（此为宣抚史罢后新设）时，陆游不被人理解的糟糕状况亦没有丝毫的改观，这使他对这位老友深感失望。四川安抚制置使的权力极大，是最高军事长官，制置成都、潼川、利、夔四道，北控秦陇，临制悍防，地位十分重要。如果范成大想实行陆游提倡的恢复中原的抗金策略，在其权限范围内是完全可以有所作为的。但范成大虽是诗人，毕竟久混官场，对主战与主和所带来的利害得失，有非常实在的世俗性评估和权衡。总而言之，他不愿意采纳陆游的意见而招致丢官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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