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地理志》很准确地概括了蜀人包括成都人一个骨子面的特点：“好文刺讥，贵慕权势。”换言之，一方面批判社会及不合理的东西，用讽刺的笔法来发泄自己对现实的愤懑和不满，另一方面又贵慕权势，喜攀龙附凤，巴结达官贵人。这两种相反的对现实生活以及对人物的评判标准，非常诡异而自然地体现在成都人身上，其实按在专制制度下的生活招数来说，无非是狡兔三窟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一种狡猾而聪明的实用主义态度。好文刺讥几乎是四川文人的一大特点，从司马相如、扬雄、李白、苏东坡、杨慎、李调元、郭沫若等即可看出，这说明讽刺和调侃，在我们四川文人的创作中有着漫长的传统，而至今不衰，如流沙河的《Y先生语录》、贺星寒的《方脑壳外传》、魏明伦的《仿姚雪垠法致姚雪垠书》等著作文章均是如此。直白地说，蜀人有这种“好文刺讥”的传统，是蜀人在长期的专制制度下发泄自己情绪的方式和渠道，著名哲学家穆勒说“专制使人冷嘲”，用在蜀人的身上真是再恰切不过。
成都人司马相如奠定了汉大赋的体制，铺张扬厉，华词丽句，如山堆砌，并确立了“劝百讽一”的赋颂传统。“劝百”虽然是基础，但“讽一”也是很重要的，不然就完全成了御用文人、权贵弄臣了，那么就会完全丧失文化人的真相了，这一点在我们当代的四川人中不是没有例子的，如郭沫若。就像味精对于烹调来说，并不是菜本身，但它确实让菜变得更有味，“讽一”的重要性就是这种意义上的重要性。如果不是这样，汉武帝读了《子虚赋》便不会有“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的赞赏了。
汉武帝的“愿望”很快通过司马相如的成都老乡狗监杨得意的举荐得以实现，其实司马相如见汉武帝的愿望比汉武帝见他的愿望可能要强一百倍。因为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结婚后，颇受卓氏大家族的轻蔑小看，临邛卖酒，文君当垆，他来洗碗，在后世文人看来是佳话一段。倘若我们设身处地为其着想，对当时的他来说，绝不是浪漫的举动。不然我们也就无法理解他离开成都到长安任职，路过升仙桥送客观时于桥柱上所发的“毒誓”：“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既然自绝了后路，便得想尽办法接近汉武帝，汉武帝喜欢《子虚赋》固然是天赐良机，但火候还不到，再趁热打铁地上一篇《上林赋》，极尽夸张美化之能事。
虽然司马相如受的“阿谀”的方式，以及老乡狗监杨得意的通融，获得了汉武帝的青睐，但汉武帝派司马相如“通西南夷”的事，却是千古流芳的大好事，这比他写的所有汉赋都重要得多。因此，与其说他在文学上才压两汉，不如说他在通西南夷方面所取得贡献远远超过他的文学成就。像晚年所写《长门赋》，脱不了顾影自怜、等待召见的嫌疑，虽然在文人选择机会较少的古代社会，是可以理解的，但完全脱离了刺讥而只贵慕权势，总会使文章逊色变味。
司马相如这一套并不难学，踵武其后的老乡扬雄也颇能得司马相如所玩技巧的精髓。早年模仿司马相如的辞赋，因为其口吃不能剧谈，所以沉默而深思。虽然在汉成帝时受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的举荐，以献赋而擢升为给事黄门郎，但历成、哀、平三帝均不徙官，自甘淡泊，埋头著书。但王莽当政后，他一反常态，不甘于只校书天禄阁，马上著《剧秦美新》给王莽戴高帽子，哪知后来因事遭受株连，王莽并不保他，只是“有诏勿问”，只弄得个投阁自杀，差点死去。扬雄本是深谙自然之道的人，“水顺则无败，无败故可久也”（《太玄·玄掜》），“圣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顺，致天下之利，和同天人之际，使之无间也”（《法言·问神》），但这些道理好像就是专门来讽刺他的实践的。扬雄本是成都的文化人中较有思想的，哪知他竟像现今许多后现代主义者一样，别人责难他的东西过于艰深，其《太玄》真是太玄，“观之者难知，学之者难成”。但他说：“是以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棍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齐于庸人之听。”他认为越艰深越高明，刘歆曾嘲笑他“空自苦”，“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虽然后人并没有抛弃他的著作，但其艰深确实影响了其学说的传播，其执拗的程度似乎有后世大家所说的“方老壳”的影子。
司马相如和扬雄都是聪明得要命，老实得伤心的典型。其聪明得要命主要在于他们都能写一手漂亮文章，善于吹捧，喜欢夸张，语言华丽，用字新奇，不思故辙，可据此上达天听，但以为可以据此获得皇上的完全喜爱，并由此仕途平稳，永获青睐，却是十足的文人的迂傻，也确实是老实得伤心。他们虽是文人，但这几乎成了四川人的典型形象，所以这二人深藏着四川民间的影子。
我赞同如下的发现，这是谭继和先生的一个观点：四川之所以盛产抒情的家伙，喜出浪漫主义的人物，不出真正的思想家，与四川的人文地理背景和文化思维传统有关。他认为夸张作为汉大赋的特点滥觞于西蜀，是来源于发散式思维，这也是古蜀民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些特征在西蜀的苏东坡到杨升庵、李调元和郭沫若，难道不是鲜明的体现吗？这些人都是发散式思维如滚雪球的大师，这是蜀人精神文化形态上一个重要的文化特点。”（《论成都城市文化的基本性质及其特征》）四川一般说来不大产思想家，这与过于发散和跳跃的思维有关，有不少现代作家在不同场合都明确表示对理性和哲学缺乏兴趣（何其芳《还乡杂记·代序》、林如稷《流霰》、陈翔鹤1924年10月21日到杨晦的信）。如此的发散式思维，必然为后世富于激情，形成文学上的浪漫主义倾向颇有作用，其具体表现可用“万斛泉水不择而流”来形容，好用比喻，擅长排比。也与古代“天数在蜀”“易学在蜀”的旧有说法十分吻合，可以从哲学和天文学给这种发散式思维特点找到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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