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几千年来，一直是战、战、战，杀、杀、杀，充斥着军事争夺和武力杀伐。没有哪个王朝不是靠刀剑砍出来的、杀出来的，诚如汉高祖刘邦所云，是“马上得天下”。
3． 皇权国家体制的建立
在西周时，实行的是一种“宗法分封制”。按照宗法分封制的原则，作为大宗的臣属，小宗对大宗必须服从，而他的大宗又是更上一级大宗的小宗，对于上级大宗也必须服从。这样一来，层层服从，最后都服从于作为“天下大宗”的周天子，从而构成了一个从上到下的金字塔型统治序列，这就是分封制下的国家结构。
只要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这种体制本身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在宗法分封制下，君主对臣属要“胙之土而命之氏”，臣属可以得到封土、民众，建立自己的宗族政权。对周天子，这些受封者是小宗；但在自己的宗族内部，他们又是大宗，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本宗族里，一切成员都必须臣服于大宗，而不得臣服于其他任何人（包括大宗的大宗，甚至周天子），套一句西方的名言，就是：“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
在春秋时，各国的卿大夫都是由国君分封的贵族，当然是以诸侯作为自己的大宗。可是，一旦某个卿大夫被分封，就意味着一个宗族从国君的手中分离了出去。在这个新产生的宗族里，卿大夫（而非国君）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这个宗族也只服从卿大夫（即自己的大宗），只把卿大夫当作自己的主人，哪怕是主人的“顶头上司”——国君，也不能直接指挥他们。
有一次，齐国大夫崔杼设计将齐庄公骗进自己家里，然后派家臣去杀他。这时，齐庄公哀求他们放自己一条生路。面对“一国之君”——齐庄公，崔氏的家臣们却是“义正词严”：
“君之臣杼疾病，不能听命，近于公宫，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
意思是，我们的主人崔杼虽然是你的臣属，有义务听从你的命令，但他现在生病了，不在这里，我们只能服从自己主人的命令。最后，齐庄公还是难逃一死！
这个事例，生动地揭示了“宗法分封制”的内在矛盾。在这一体制下，周天子、诸侯（甚至卿大夫）都成了君主，各级受封贵族具有一种“亦臣亦君”的二元政治人格，往往出现这样一种“悖论”：在理论上，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人人都要服从周天子；在政治实践中，具体到每个“小宗”宗族的内部，其成员只服从自己的大宗，而不是诸侯国国君，更不是周天子。于是，作为臣子的下级领主也就有了不服从，甚至反抗自己君上的实力，最终会对上一级君主构成威胁（这种威胁也许是潜在的）。正因为如此，在分封制下，中央政府的权威不断下移，许多诸侯一旦羽翼丰满，就不去朝见周天子，周天子也无可奈何。总之，要想提高天子的权威，真正实现天下“定于一尊”，就必须突破旧的“宗法分封制”！
在春秋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秦、楚、晋等国不再把兼并来的土地、民众分封出去，而是陆续设立县、郡，作为自己的直辖领地，直接任命官吏去管理。这些官吏与分封出去的“小宗”不同，他们没有自己的宗庙，不能自成一宗，更不可能像以前的受封者那样拥有封土。所以，他们也就失去了闹独立的“一亩三分地”，其命运都掌握在君主之手，君主的权威得到了很大提高。
特别是，进入战国以后，各国相继加强中央集权，推广郡县制，这种君主集权的形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当时，各国虽然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封君制，但已不同于以往的分封制：封君虽然可以世袭，但他们要服从中央的命令，受到国王派去的“相”的监督，只能“食租税”，不能再独霸一方。此外，各国还实行符玺制度，用符来控制武官，以玺来控制文官；同时实行“上计”制度，对官吏进行考核和奖惩。到了战国后期，各国已经相继建立一种以官僚制度为基础的、区域性的君主专制政体。
春秋战国前后长达550年（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是一个大分裂、大动乱的时代，争霸、兼并战争连绵不断。正是在这种剧烈的大动荡中，中华大地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社会整合，在痛苦中新生，最后由西方的秦国完成了统一大业。
随后，在秦始皇的手里，建立了一整套中央集权的皇权国家体制，君主集权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皇权国家”诞生了，从而开启了一个崭新的“皇权时代”！
皇权社会权力三要素之一：军队
几千年来，在皇权国家体制下，军队、法律和哲学堪称“权力三要素”，就好像是三只巨足，共同支撑起专制权力这只沉重的大鼎。
古希腊大科学家阿基米德有一句名言：“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用一个杠杆）把地球撬起来！”不过，在皇权社会里，真正能够决定国家命运的“杠杆”只能是权力，而权力的“守护神”却是军队。为了保持和夺取更多、更大的权力（特别是皇权），无数英雄豪杰都得向军队这个“守护神”顶礼膜拜，无论他们是否心甘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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