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大宪章”极大地约束了王权，约翰王实在是无法忍受：“他们给我加上了25个太上皇！”为了维护和推翻“大宪章”，英国打了几十年的内战。内战结束后，英国出现了国会，分为上议院、下议院，掌握立法权。
后来，一些英国学者称“大宪章”为“英格兰自由的奠基石”。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也可以看出：英国人多么珍视《大宪章》。为此，他们不惜流血奋战，誓死保卫《大宪章》！
至于法国人民，尽管面对的是欧洲最专制的封建政权，但他们却勇敢地喊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心声，发动了1789年大革命。当三级会议里的教士、贵族代表公然拒绝改革时，由资产阶级组成的第三等级代表毅然在网球场宣誓：不制定出一部体现人民意志的宪法，就绝不散会。在他们勇敢、坚决的斗争下，伟大的《人权宣言》才得以公布。
反观中国皇权国家，这个古老的专制大帝国，尽管很早就出现了成文法律，但是，几千年来，一直就是“朕即国家”，法无定法，有法和无法没有根本的差别。除了秦朝是用赤裸裸的法家学说统治全国以外，历代王朝都采用“外儒内法”的治国方针，打出“儒学”的幌子，用法律作刀子，一软一硬，互相补充，将专制帝王的权力极大化。
在这个皇权社会里，法律就好像是沙漠里的“内陆河”一样，时隐时现，若有若无：当专制帝王需要法律时，法律就出现了；要不然，法律便消失了。正如《诗经》所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皇权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只有专制皇权，而没有法律的国家。
早在公元前5世纪，魏国的李悝就著《法经》六篇，这是历代法律家的始祖。公元前4世纪，商鞅在秦国变法，多次修订《秦律》。不过，无论是李悝，还是商鞅，他们都主张君权至上，专制帝王们说出来的话就是“诏令”，把这些话正式规定下来就是“法”，所有臣民必须绝对遵守，不得怀疑和反抗，正所谓“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秦朝建立后，李斯又集法家之大成，制定出一整套法律。
汉朝初年，由丞相萧何制定的律令，基本沿袭了《秦律》。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学，又给残酷的法律披上了一件“儒学”的外衣。当时，国家的法、律和令增加到359章（在西汉初期只有9章）。其中，死罪律409条，共1882目；死罪例13472条。如此烦多的法律条文，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弄不清楚，就连掌管刑法的官吏也很难掌握。于是，办案的官吏只凭贿赂有无和多少，随便判罪，草菅人命、贪赃枉法的事件层出不穷。“衙门八字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也就成了中国人的口头禅。
到了晋武帝时，对法律进行省简，订成新律，并把死罪条目悬挂在亭馆、旅舍，使老百姓知道，以减少犯罪。但是，司马氏集团是一群吃人的恶魔，他们经常为所欲为，不按法律办事，只有愚昧的老百姓才会去逐条钻研那些律令。这是中国皇权社会最典型的一幕悲剧！
隋文帝时，改定刑律，比前朝宽松不少。但是，一到隋炀帝手里，法令又变得残酷起来，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只好揭竿而起。
唐朝建立后，于贞观十一年（637年）颁布《唐律》、《唐令》。高宗时，又命长孙无忌等人撰写《唐律疏议》，这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的律书。从唐朝以后，历代王朝对律令多少有一些删改，但都是“换汤不换药”，无法约束专制帝王的恣意妄为。
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中国第一部宪法——《钦定宪法大纲》才姗姗来迟，而主持制定它的人竟然是著名的“老佛爷”——慈禧太后。
众所周知，慈禧曾亲手扼杀了“百日维新”，并训斥坚持变法的光绪帝：“天下是祖宗的天下，你却受小人鼓动，胡作非为。难道康有为的法能胜过‘祖宗之法’吗？你真是昏了头！”
可是，在摧毁“百日维新”之后的第三年（1901年），慈禧竟然亲自举起变法维新的大旗，并公开宣布：
“变法一事，关系甚重。朝廷立意坚定，志在必行。惟有变法，舍此更无他策。”
那么，这个“戊戌变法”的“掘墓人”，为什么要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实行变法呢？
原来，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仓皇西逃，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才勉强保住了统治地位。当时，清政府在全国的统治已经是摇摇欲坠了。直到这时，慈禧才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过来，幻想凭借变法来挽救自己岌岌可危的统治。
当然，慈禧的变法也是有“度”的。变法一开始，她就公开宣布：
“世上有万古不易之常经，却无一成不变之治法。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月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如同琴瑟之改弦。”
这段话，堪称是慈禧变法的纲领和指导方针，也就是说：变法只能修修补补，不许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所以，她在《钦定宪法大纲》里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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