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新王朝建立后，也要总结旧王朝的经验教训——“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一方面继承了旧的皇权国家体制，另一方面加以发展、完善，使皇权国家体制更加完善！
总之，一部中国皇权社会史，就是一个皇权国家建立——破坏——再建立——再破坏，周期性循环交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次社会大动乱虽然都对旧王朝的腐朽力量进行了扫荡，但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皇权国家体制！
超稳定：“世界之最”之“最”
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先后经历了数十个朝代，大大小小的皇帝也有将近600个，这个兴起，那个衰亡，走马灯似的……都是“一仍旧贯”：一方面，“前人不暇自哀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一个个王朝相继衰落、崩溃；另一方面，一个个新王朝又在废墟上诞生，虽然王朝更迭，江山易主，但皇权国家继续存在！
皇权国家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延续，历数千年之久而未坠，其“秘诀”就在于：皇权国家体制具有自我调节、自我修复和自我再造的“特异功能”，能够循环往复，经久不衰，“百变而不离其宗”，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中国古代历史并非从低级向高级演进，而是循环往复式地发展。
每个王朝建立后，鉴于前朝败亡的教训，开国皇帝们战战兢兢，千方百计地避免重蹈覆辙，所以他们不惜血本，花大力气修史，修成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大部头著作，试图“以史为鉴”，力图避免前朝的失误，一朝一朝地警惕着，并想出许多对策，制定出许多计划，确立这样那样的“祖宗之法”，谆谆告诫子孙后代，但又“劣根性”难改，一朝一朝地重复着前朝的失误，很快就走上了前朝灭亡的老路。
在儒家的眼里，夏、商、周三代是一个美好的“小康社会”。其实，“三代之治”又何尝“治”过？例如，被称作“贤君”的夏启坐上王位后，就“淫溢康乐，野于饮食”，不久夏朝就出现了“太康失国”、“寒浞之乱”，终至“桀不务德”而灭亡。商朝建立后，也是昏君迭出，“帝太甲不明、暴虐”；“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争相代，比九世乱”；还有“帝甲淫乱”；最后，在纣王手里灭亡。周朝建立后，起初有武庚之乱、二叔之叛；厉王时，有“国人暴动”；幽王烽火戏诸侯，导致西周灭亡。此后，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一个又一个王朝兴起，又灭亡……回旋往复，至于无穷……皇权国家就这样“悠然自得”地兜着一个圈子，又一个圈子，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对于这种“超稳定”的局面，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也是大惑不解：
“嗟乎!三代以降，上之君相，下之师儒，所欲为天下立心，生人立命，且为万世开太平者，亦云众矣。倾由其术，则四千余年，仅成此一治一乱之局，而半步未进。”
几千年来，中国的皇权国家“万世一系”，尽管朝代更替不断，但模式不变，制度不改，一切如旧。
美国历史学家托夫勒认为：在一些文化中，“时间是一种伸向未来的大道”；在另一些文化中，“时间是循环的——历史永远无止境地重演”。也许，中华文化就是他所说的后一种情况吧！
在世界历史上，就国家体制的严密、完善程度而言，中国古代的皇权国家是“独一无二”的。20世纪的“战争狂人”——希特勒，曾经在德国建立了一套严密的法西斯专制体制，但是，这套体制还比不上皇权国家体制那么有弹性，可以自我调节、自我复制、自我更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希特勒一心要在欧洲建立一个“千年帝国”，但他的“第三帝国”在历史上只存在了十几年，就轰然倒塌，而皇权国家体制却在中华大地上延续了数千年之久。
在某种意义上，皇权国家体制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完善、最巩固，最有弹性的一种国家体制。正是在这种体制下，中国人创造出了无数个“世界之最”——万里长城、秦始皇兵马俑、故宫、大运河、《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等。我们无法否认的是，这些世界奇迹都是在皇权国家这个“母体”内产生的。
总之，皇权国家体制的这种“超稳定”性，堪称中国诸多“世界之最”之“最”，它也是中国古人始终不能摆脱“历史周期律”的总根源！
后 记
坦率地说，作者我沉溺于故纸堆、沉迷于中国历史，已经十年有余了，经常和历史上的昏君奸臣、仁人志士、金戈铁马、血雨腥风之类为伍。所以，对于以皇权为中心的“权力场”，对于皇权国家、皇权社会，我是深有体会，感慨良多：
感慨之一，是大家争来争去，无非是为了争夺“一人之天下”。
为了争夺一个皇位，历代封建国家统治者不惜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天下臣民也甘心（不甘心也没办法）为统治者东拼西杀。等最高统治者一人荣登“九五之尊”，出力的文臣、武将则是烹的烹、剐的剐，或者是像狗一样苟活着，绝不可能活得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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