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他又大肆吹捧宪宗的“文治武功”，乞求皇帝开恩：“而臣负罪婴衅，自拘海岛，戚戚嗟嗟，日与死迫，曾不得奏薄伎于从官之内、隶御之间，穷思毕精，以赎前过。怀痛穷天，死不闭目，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作为“一代文宗”，韩愈居然写出这样的表章来，而且是用这种近似“哀求”的方式，真是让人“为之汗颜”！
此外，为了讨好皇帝，韩愈又用实际行动来表明自己对佛教的态度。所以，一到潮州，韩愈就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有点“迫不及待”地三次致函当地的名僧——大颠法师，表示自己的“景仰”之意，真可谓“三顾茅庐”了。
问题是，韩愈是一位闻名天下的排佛领袖，这次又因为劝谏皇帝迎佛骨而被贬到潮州。一到潮州，他竟然急着去结交一位地方上的名僧，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见面，这让人做何感想？
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有人说韩愈是对壁画感兴趣，也有人说他想与大颠法师交流学术，试图了解一下佛教。但是，韩愈刚刚到任，大概连自己手下的官吏还没有认全，就急忙再三求见一个他素未谋面，又是历来被他“深恶痛绝”的佛教人士，况且自己又恰恰是因为排佛而被贬到潮州的。最合乎逻辑，也是最合理的解释是：韩愈要借这一举动向素来崇敬佛教的宪宗表示悔改之意，好取得他的谅解。
韩愈的这些言论和行动，产生了两个直接后果：
一是宪宗的怒火逐渐平息。这年十月，韩愈调任袁州刺史，可见他的策略已经奏效。次年，穆宗即位，大赦天下，他就被召回京师，出任国子祭酒。
二是坊间开始谣传：韩愈开始信奉佛教。为此，朝廷大员、尚书孟简还写信批评他。韩愈向来是以“辟佛传道”的领袖自居，所以，他慌了手脚，马上写了一封《与孟尚书书》，着手辟谣：
“潮州时有一老僧，号大颠，颇聪明，识道理，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要自以为难得，因与往来。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庐，及来袁州留衣与之别，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
随后，韩愈笔锋一转，大颠法师信奉的“佛祖”就遭到了他的质疑：“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类君子邪？小人邪？”而且，佛教的危害“过于杨墨”，“礼乐崩而夷狄横，几何其不为禽兽也”。至于他刚刚留衣作别的大颠法师，也从一位“颇聪明，识道理”的名士变成了一个“与之语，虽不尽解”的普通和尚。
如果我们联系韩愈这一时期的许多互相矛盾的言论和行动，就会得出一个结论：韩愈虽然信奉儒家思想，但他又是一个对“功名利禄”极其看重的人。自从踏上仕途，韩愈的权力欲就压倒了理性，信奉的是做官不只“为人”，更要“有利乎己”的观念。为了保住自己的仕途和地位，韩愈不但能够阿谀奉承、首鼠两端，甚至可以在自己一贯标榜的政治原则——“辟佛传道”上妥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古往今来，中国人都“望子成龙”，因此留下了不少教育子孙后代的诗词，韩愈也不例外。例如，他有一首《示儿》诗：
“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问客之所为，峨冠讲唐虞。酒食罢无为，棋槊以相娱。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钧枢。”
开头两句，在叙述自己刚到京师时的窘境后，韩愈就开始对自己的仕途成就沾沾自喜，流露出一派“暴发户”的心态：夸耀自家门上非但“往来无白丁”，还都是“十九持钧枢”的朝廷重臣。对此，就连对韩愈仰慕之至，推崇他可以为“百世师”的苏东坡都读不下去，认为其“所示皆利禄事”，清人全祖望也持此种见解。
总之，韩愈虽是一代文豪，但因为他生活在皇权国家里，也无法抵抗“权力场”的诱惑，所以他在政治上经常是朝三暮四，翻云覆雨，拜倒在专制皇权的脚下，把自己的“理想”抛到一边，做出了许多让人难以理解，更不齿的事情！
“一朝天子一朝臣”
在皇权专制时代，虽说“千军万马齐奔独木桥”，许多人削尖了脑袋，也要挤进官场，好分一杯羹，但这“官”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别的不说，就算你干得不错，勤勤恳恳，像老黄牛似地做事，讨得了当朝皇帝的欢心和赏识，备受皇帝的宠信和重用，可是，中国的皇帝大多是“短命鬼”，老皇帝一死，你的位子就不一定能坐稳了。因为……新皇帝上台后，自然要重用自己喜欢的人，你就得准备下台了，这就叫“新人新气象”。而且，你在老皇帝手下做了那么多年，只有老皇帝能压住你，新皇帝用起来总觉得不太顺手，干脆让你下台得了。
不过，要是能够“体面”地下台，那倒也不错！这不，宋朝立誓不杀士大夫，为什么会被夸得天花乱坠？在中国历史上，专制帝王经常是杀人如草芥，被杀的文人太多了，偶尔出一两个“仁君”，大家当然要把他“奉若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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