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波斯西南部，被授予特许权的威廉·诺克斯·达西于1908年发现了石油。在此之后，完全属于英国人的经营活动迅速涌现。英国投放在德黑兰和地方上的外交援助，在1913年时名为英波石油公司（Anglo-Persian Oil Company），很久之后更名为英国石油（British Petroleum）。该公司对于整个石油活动的开展至关重要。在地方上，英国暗中与Muhammerah（在波斯语中为Khorramshahr）地方上的阿拉伯权贵Sheikh Khaz’al缔结了政治支持保证书，以便让英国的商业利益或多或少可以完全绕开波斯中部当局，将修建管道和炼油厂所需的基础设施运进来时，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26]英国已经在波斯湾沿岸的其他地点建立起了一系列牢靠的地方关系，海军部认为科威特和巴林这些地方也可能有石油。1910年，Sheikh Khaz’al因功被授予印度帝国爵级司令勋章。
1913年，英波石油公司表示，如果不能得到更具财力的地位，将更有可能无法生产出它的特许权所对应的资源，要不然就会陷入价格战，与其他一些营销运作更广泛的财团竞争，最终被它们收购。这或许也可以说是一种威胁。［1912年成立的土耳其石油公司（Turkish Petroleum Company），是大部分由外国人出资的一个财团，被提名为潜在的买方。］从另一方面来看，倘若英波石油公司能够与海军部和印度政府达成某种金融交易，给公司未来长期的保障，那么公司就能够以实惠的价格与它们签订石油的远期合同。英国重要的石油供应源也会变得安全可靠。从煤转向石油所带来的战略风险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海军部能够签订这样一个方案，本质上是把英国政府变成了商家的战略伙伴，这样的结果并不在人们的预料之中。海军部是必须要争取过来的，无论是通过英波石油公司，通过丘吉尔本人，还是通过他一手策划的正面评价的分量，这其中就包括现代皇家海军之父费舍尔（Fisher）海军元帅给出的正面评价。然而，这项工作最终还是完成了。1913年秋，派出了由前海军情报处主任、海军少将埃德蒙·斯莱德（Edmond Slade）爵士领导的一个委员会，他们穿过霍尔木兹海峡，经过波斯湾沿岸的巴林、科威特，在波斯西南部沿卡伦河（Karun River）而上，来到Maidan i-Naphtun和白油泉（White Oil Springs），检查岩石结构，估算生产能力，与现场的地质学家沟通。他们于1913年10月23日到达Muhammerah，庆祝了当地的新年，并于1914年1月底回国。
他们回到伦敦，赞不绝口。波斯似乎完全符合英国的要求。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的波斯将从英属印度和俄国之间的一个缓冲地、一个被誉为英国和印度商品市场的国家、英国电报线的一条路径，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作为外国不可或缺的战略性资产。从1913年起，波斯的历史将会与世界力量一个新的方面——石油——纠缠在一起，这个国家再也无法像逃避传说般的历史或者窘迫的现在一样，逃避这样一种命运。
耶路撒冷
犹太人故乡的不满
1913年即将结束之时，圣地接待了两位从天而降的游客。
前一位是法国飞行员朱尔·韦德里纳（Jules Védrines），他是飞机这个新领域的老手。作为1911年巴黎—马德里空中竞速赛冠军，他正在参加一场艰苦卓绝的、终点为开罗的空中竞速赛，飞越了欧洲，从托鲁斯（Taurus）山脉上空飞越土耳其，正在飞向地中海东岸。1913年12月底，他成为首位在巴勒斯坦的崎岖地面着陆的飞行员。韦德里纳在滨海平原着陆的过程中，损坏了起落装置，被迫在此地留宿。然而到了第二天，他再次起飞，在雅法（Jaffa）进行了短暂的飞行表演之后，继续沿着海岸飞向开罗。
排在他后面的是他的同胞马克·博尼耶（Marc Bonnier）。博尼耶认识到自己已经没有机会赶超，便决定成为首位在耶路撒冷着陆的飞行员。最终他在耶路撒冷旧城（Old City）以南约一英里的地点着陆。他们两人的着陆为法国人的空中霸主地位上了一道双保险，证明至少在某些领域内，法国人的才能、技术和英雄气概依旧比其他民族高出一筹。法国人在圣地当地人心中威望大增，常驻当地的德国外交官愤愤不平地报告称，“法兰西万岁！”的欢呼声响彻大街小巷。他还补充道，若不是那些法国外交官不争气，“办公室里永远不见人，整天睡大觉，根本不办事——除了跟妓女办事”，法国人的威望可能还会更高。[1]而后博尼耶再次起飞，离开地面，用人类未曾有过的视角看向这座世界上最神圣的城市。
1913年，第一架在耶路撒冷着陆的飞机。当地的土耳其地方长官要协调外国在圣地的多方利益，同时还要遏制城市中占多数的犹太人与周边乡村占多数的阿拉伯人之间的竞争，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
1913年的耶路撒冷并不在任何一条主要商路上，也没有重要的军事意义。虽然没有人知道耶路撒冷的奥斯曼帝国居民和外国居民的确切数量，但它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一座大城市，人口最多不会超过10万，犹太人（其中很多并不是奥斯曼帝国公民）大约占到一半左右，基督教徒（大多是阿拉伯人）有1/4多一点儿，穆斯林略少于1/4。这些人全都生活在更广阔的、以阿拉伯人为绝对主体的巴勒斯坦，而巴勒斯坦本身人口稀少，散布着近期才出现的一些犹太侨民区。[2]耶路撒冷的市长都是阿拉伯人，出身于巴勒斯坦传统的名门望族，特别是侯赛尼家族（the Husseinis）和哈立迪家族（the Khalidis）。耶路撒冷是奥斯曼帝国一个偏远的行政区，或者叫桑贾克（sancak）。这座城市对于奥斯曼帝国最重要的政治意义，在于它作为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圣城的象征意义。这三重宗教传统引出了一段复杂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历史，并且在当代影响着国际上对这座城市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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