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系列的战争血腥凶残，无论是在后方还是前线。这次冲突会在整个巴尔干半岛留下深深的伤疤。在保加利亚军队占领的地区，穆斯林被迫改宗，经过了洒圣水和象征性地吃香肠，才算完成。[58]当埃迪尔内陷落时，奥斯曼军队被围困在一个孤岛上，每天有数以百计的人死亡，抬手能够到的树皮全都被撕下来充饥。萨洛尼卡的犹太人莱昂·夏基（Leon Sciaky）后来将1913年确定为大批犹太人从这座城市向外移民的开始，很多人都移居至奥斯曼帝国的另一个角落——巴勒斯坦。[59]这一年，他参观了偏远的乡下地区，回想起“甚至都没有犬吠声迎接我们的到来……孩子们的欢歌笑语停留在往昔，如今的这里一片沉寂”。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资助的一个国际调查委员会指出：“战败一方的人口焚烧村子，大批离去，这在巴尔干所有的战争和暴动中，都是已成常态的传统。”[60]让人沮丧的是，这类冲突总是周而复始：“他们总是把自己的遭遇转而施加在他人身上。”尽管在巴尔干战争的第一阶段中，奥斯曼土耳其人溃败得太快，来不及犯下太多残忍的暴行，但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他们还是有机会报复的。在Kirka村，曾经屠杀了当地穆斯林的东方希腊人反遭屠杀。[61]
夺回了埃迪尔内，奥迪曼帝国的荣誉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青年土耳其党人在君士坦丁堡重掌的政权也得到了巩固。如果和平能够持续下去，那么面对大幅度衰落但或许更容易管理的奥斯曼帝国，青年土耳其党人现在就可以转过身来面对将这个国家现代化的迫切任务了。1913年9月，统一进步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帝国行政和经济改革方案，并表示该委员会应当成为一个完全成熟的政党，向西方的政治正常化看齐。
为了保证比以前小了一些的奥斯曼帝国的未来，有许多事情要做。在失去了这么多领土和人口之后，如今不同群体之间的政治安排必然要重新调整。尤其是帝国的阿拉伯人，必须要安抚他们，使他们免遭分裂的诱惑。1914年4月，政府首次允许在阿拉伯人占多数的省份的法庭上使用阿拉伯语，并且在学校里将阿拉伯语作为主要语言。[62]次月，奥斯曼军队中的一名德国军事顾问提议称，帝国或许应当迁都到阿勒颇，他认为这项举措有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的意义。这对于青年土耳其党人来说太难接受了。但在1913年，一名阿拉伯人被任命为大维齐尔，此举体现了帝国的发展方向。
与此同时，《经济学人》认为“君士坦丁堡正在泰然自若地处事，几乎不被国家的胜败所左右”。[63]人民迎来了一场大丰收，贸易也正在恢复。（《经济学人》表示，这座城市如果变成自由港，将会得到很大提升。）君士坦丁堡位于Silahtarağa的第一座发电站正在建设中。有轨电车已经开始通电，先从城市的加拉达区的几条线路着手进行。推出电话业务的工作也在进行着，来年将建成至少12个电话局。[64]12月，让俄国人颇为懊恼的是，德国人利曼·冯·桑德斯（Liman von Sanders）将军受奥斯曼帝国政府邀请，率领一个由40名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抵达君士坦丁堡，这样的规模远超过去。他们此行的任务是协助奥斯曼帝国的军队继续进行现代化建设。换句话说，现代化进程重新开始了。1913年是困顿之年，但并不绝望，作为奥斯曼疆域漫长历史中一个新篇章的开始、长期以来与帝国唱反调的历史潮流最终开始倾向于它的时机，这一年会因此被人铭记吗？
[1] 大维齐尔（Grand Vizier），苏丹以下最高级的大臣，相当于宰相的职务。——译者注
北京—上海
从沉睡中苏醒
据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法国人樊国良（Alphonse Favier）描述，站在城墙上看这座城市，一些外国人将这个景象巧妙地比喻为“一盘菠菜里夹杂着些许蛋黄”。[1]“除了树还是树，别的什么都没有，”樊国良解释说，“只有几座宫殿和塔的黄瓦屋顶穿透这片绿色。”直到1860年，外国人才获准沿着城墙走动——而当时大多数中国人还没有这项权利。清朝做出这番让步，是希望借此缓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人对其他事项的要求。20世纪初，城墙被认为是游客或新迁入者的最佳观景地之一，可以由此领略这座城市的规模，捕捉到城市布局中的某些元素，这种布局满载着权力的象征和中华帝国及其清王朝的儒家理想。（即使到了今天，现代北京城的布局虽然经过了极大的扩张，但本质上还是沿袭着皇城的四方形布局。）
然而从城墙看到的景色并不是北京最美的一面。那份殊荣向来只是一个人的专属，他就是皇帝。唯有通过皇帝的眼睛，从名如其分的紫禁城一端的假山上一个凉亭望去，这座城市才能显现出特有的威仪。[2]北京的这一块地方，被一条护城河和三道墙保护着，与外界隔开。每一道墙都代表着皇帝与人民之间的界线——兼有原则上和事实上的意义。城中之城，道道围墙，重重世界：这就是帝都北京的秩序。
紫禁城是宫廷和在宫廷中任职的太监们的专用之地，包含在较大的皇城之内，贵族和高官可以在皇城居住，再一道城墙之外便是内城，内城是城里的旗人（驻军）的基地。1903年到访的美国游客凯瑟琳·卡尔（Katharine Carl）写道：“风俗习惯从这‘内部’汹涌而出，脉冲向中国的其他地方，仿佛血液从心脏流出，通过上千条动脉，直到帝国最边境。”[3]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外国最终得到了在北京设立常设使馆的权利，自那以来，北京城中的小型外国人群体开始在外国使馆区居住。这一地区五脏俱全，有自己的教堂和学校，这里的尖塔和西式建筑打破了帝都北京的建筑协调性。在这之外坐落着外城，可以进行商业活动，北京物质意义上的秩序终于开始瓦解成乱糟糟的低矮胡同，漂亮的四合院隐藏在厚重的木门之后，泥泞的小路上垃圾遍地，未经铺砌的街道上挤满了人力车和猪，还有来自戈壁沙漠的蒙古骆驼和中国北方的矮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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