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回到酒店的外国游客，一路上或许会捕捉到柏林的另一面，都市工人阶级的柏林，也就是拉特瑙所谓的“工厂城市”里的工人们。1913年，巴黎只有不到四成的工人从事工业劳动，而柏林则有六成。[22]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于1906年写道：“我们最多只是发现，在清晨五六点钟，我们经过一夜的歌舞或者斗牌，疲惫不堪地回到家时，或者去火车站赶早班车时，他们（工人阶级）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然后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便突然闪现在眼前，让我们大吃一惊。我们不知道他们在那里，成百上千的人，三两成群，组成一条条长队，迈着轻快的步伐“去上班”。他们大多不发一言，手里拿着劳动工具或者咖啡罐。他们……现在正奔向巨大的摩洛神[1]的怀抱，那就是在6点钟响起汽笛声的工厂。汽笛声宣告了工厂的囚徒们个人生活的结束，重新开始要等到十一二个小时之后，而6点钟的我们已经再一次舒舒服服地爬上了床。[23]
这就是柏林的底层社会，用《专业旅行者的柏林》中的话说，是“光鲜奖牌的背面”。在柏林，工会的势力很大，1905年共有22.4万名成员。[24] 1910年，柏林有15万工人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普鲁士修改选举法，1911年还有20万工人来到特雷普托公园（Treptower Park），谴责帝国在摩洛哥的外交政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分析和社会民主在这座城市盛行。柏林的保守派势力也许想要忘记柏林的这个样子，但罢工或者疾病的爆发却让他们不得不去面对。波兰犹太人、社会民主党，后又成为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记述了三个穷人约瑟夫·盖厄（Joseph Geihe）、卡尔·梅尔希奥（Karl Melchior）和卢西恩·什奇普捷罗夫斯基（Lucian Szczyptierowski）的事例。由于身染怪病，他们从柏林街头卑微的小人物一下子变成了中产阶级浓厚兴趣与积极关注的对象。“（这三个人）一辈子都未曾让人如此感兴趣”，卢森堡一针见血地指出，而“现在这是多大的荣幸啊！……对于他们胃里的东西，世人一度是全然漠视的，可现在却勤奋地研究了起来，在所有的报纸上高谈阔论”。[25]
所有人都觉得，柏林或许还不像伦敦那样重要，而且过于工业化和粗鲁，远不如巴黎那样迷人，但它前途无量，和今日的上海一样，是一座不容忽略的城市。
19世纪初期的柏林基本上只是一座灰扑扑的驻防小镇，位于普鲁士平原中央，人口刚够20万，是普鲁士历代国王的王都，一个德意志北部邦国的人造首都，排场大过实际地位。“普鲁士的首都和普鲁士本身一个样，”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于1814年写道，“这里的建筑和机构与这里的人同样年纪，仅此而已，因为它们都是同一个人的作品。”这个人就是腓特烈大帝，不过他更喜欢说法语，大多数时间都不在柏林，而是在柏林附近波茨坦（Potsdam）的无忧宫（Sanssouci）度过。[26]
彼得·贝伦斯（Peter Behrens）为AEG公司设计的现代主义风格的透平机制造车间。柏林不只是德意志帝国的首都，它本身也是一座工业强市，既是“工厂城市”，也是志存高远的“世界城市”。
然而在1871年，普鲁士首都摇身一变，得到了一个新身份，成了刚刚在凡尔赛宫宣布成立的德意志帝国的首都。自那以后，柏林飞速发展，成了欧洲主要的工业城市之一，也渐渐获得了世界城市的称号，正如德国也向往成为世界强国。人们能够充分地感觉到，柏林将会反映出德国本身的活力和国际影响力。现在这个国家的钢产量超过了英、法、俄三国的总和，是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大出口国，生产了世界上大部分的化学品（用英国轮船运送到消费者手中），更何况它的电气工程还处于世界领先地位。[27]德国的银行家和商人在全世界考察，发现有待占领的市场和有待满足的消费者。他们于1913年在基尔创立了一家研究机构来研究这一问题。
1913年，柏林的人口已经接近400万，而且还在继续增长。突破500万只是时间问题，再这样下去，超过伦敦的600万也不在话下。19世纪的柏林——用老一辈人的话说，叫“老柏林”（Alt Berlin）——与在原地发展起来的这座大都市并没有太多的相似之处。这座大都市从柏林相对贫穷的中心地区，发展到工业化的北部和东部，再到西部的新区和格鲁内瓦尔德的中产阶级别墅区。拉特瑙在格鲁内瓦尔德的国王大道（Königsallee）拥有一座极其华丽的别墅，这座别墅与每天为他赚钱的那些工业建筑大相径庭。
为了强调普鲁士在历史上的丰功伟业，赋予其庄严的意味，威廉二世皇帝在纪念物和纪念碑上斥下巨资。（德莱塞把由此产生的那些雕像称为“反人类的罪恶”。）[28]柏林当然已经有了胜利纪念柱（Siegessäule）——一座富丽堂皇的凯旋柱，顶端是金雕像。在此基础上，皇帝又在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damm）的一端建起了一座教堂，纪念他同样也叫威廉皇帝的祖父。这是一座大教堂，他希望有朝一日这座教堂在新教徒中能够具有圣彼得大教堂在天主教徒中那样的地位。威廉皇帝还是考古爱好者，经常去爱奥尼亚海的科孚岛（Corfu）度假，并且有所“发现”。他个人对于德国在古代世界考古宝藏中的收获非常感兴趣，还怂恿著名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把自己贮藏的宝物留给柏林这座城市。1902年，他亲自主持了帕加马祭坛（Pergamon Altar）新的收藏地落成仪式，后来的帕加马博物馆于1912年动工。[29]他还主持了胜利大道（Victory Avenue）的落成仪式，这是一个雕像公园，雕刻着普鲁士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上溯至12世纪的阿尔布雷希特一世（Albrecht der Bär），不过其中的一些雕像看上去却疑似当代宫廷中的马屁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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