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庞大的人口是众多民族与宗教的混合体，俄罗斯民族本身只占不到一半。再加上波兰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奥匈帝国人称他们为鲁塞尼亚人，而俄罗斯人称他们为小俄罗斯人），总共占据了不到3/4的人口。其余的人口包括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卡尔梅克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爱沙尼亚人、芬兰人和日耳曼人。这些群体中，有些已经被俄罗斯人的社会同化，有些勉强接受了俄罗斯人的优势地位，还有些受到压迫。（俄国的犹太人是又一大难题，他们尚未被视为一个“民族”，法律对他们权利的限制甚至比对另外的沙皇子民更加严苛。）1913年，俄罗斯帝国出版了49种语言的书籍。[17]
俄国是如此庞大，如此丰富多样：但人们对它的理解又有多么透彻呢？就连负责管辖帝国某一部分的那些人，都认识到他们对于整个国家的了解十分有限。19世纪90年代，负责区域事务的一位当地贵族承认：“我们对图拉（Tula）乡村的了解和对非洲中部一样。”[18]罗曼诺夫家族成功地将如此广袤的领土凝聚在一起，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一点——但他们或者其他任何人真的统治了俄国吗？罗曼诺夫王朝的政权是不是仅仅在为俄国的重重矛盾、为无人收拾的烂摊子打掩护呢？
在小说《彼得堡》（Petersburg）中，安德烈·别雷（Andrei Bely）巧妙地捕捉到了圣彼得堡官僚（chinovniki）的妄自尊大，以及他们对于掌控俄罗斯帝国混乱现状的无能为力。他尖锐地评述道，首先，帝国首都是存在的：
——在地图上：有两个小圆圈，大的套小的，圆心是一个黑点；以这个没有量度的数学意义上的点为开始，它精力充沛地宣告自身的存在；从那个地方，从这个点，如洪水般涌出了一大堆新出版的书籍；从这个看不见的点，飞出了政府通告。[19]
事实上，很多俄国人长期以来一直把圣彼得堡当作一个人工城市，俄罗斯帝国的首都，而并没有真正把它当作俄罗斯的首都。将这座城市描述成近乎幽灵般的幻影，别雷并非首开先河。
这座城市并不是由于处在古代商路的交叉口而自发形成的。它是沙皇勒令建造的，彼得大帝决定将首都从莫斯科迁往芬兰湾边一块尚未开发的土地上，在那里，波罗的海海风的气息会激励俄国人将目光投向西方，将他们从俄国教堂焚香的腐臭中解放出来。圣彼得堡因此成了一个独裁者——或者按彼得大帝喜欢的说法，叫作开明君主——绝对权力的象征。这座城市始建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被视为彼得大帝愚蠢行为的产物，成千上万的俄国人为之付出了生命，终于在沼泽地里建起了这样一座城市，古典式的建筑立面完美无瑕。但建造这座城市也是有政治意图的：它是俄国现代化的先锋，是向世界展示俄国、向俄国展示世界的窗口，这座城市意在主张俄国是欧洲的，且一定是欧洲的。“彼得堡”和“莫斯科”被强行用作俄国不同版本的未来的口号。
关于俄国首都的一切都显示出其缔造者的西化野心，首先是城市名，采用的是德语中的彼得“堡”（burg）而不是俄语中的彼得“格勒”（grad）。［当地人将他们的城市简称为“彼得”（Piter），这是那位沙皇名字的荷兰语形式，使人想起彼得大帝年轻时在荷兰度过的时光。］这座城市最初的建筑是一座要塞——彼得保罗要塞，罗曼诺夫王朝300周年庆典的第一响礼炮就是在这里鸣放的。如今这座要塞已经从军用转变为俄国最森严的监狱——和莫斯科、斯摩棱斯克（Smolensk）、下诺夫哥罗德等更为古老的俄国城市不同，圣彼得堡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堡垒”（kremlin），而是面朝波澜壮阔的涅瓦河，冬天冰冻的河面成了滑冰场和市场。城市的运河网呈半圆形，从涅瓦河岸向外辐射，使人联想起阿姆斯特丹的城市布局。彼得大帝年轻时曾经在那里生活和工作，学习造船的基础知识。圣彼得堡壮观的中央大街涅瓦大街修得笔直，唤起的是欧洲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观念，而不是俄国的灵性。城市中最大的一座码头名为英国码头（English Quay），还有一座岛屿名为新荷兰岛（New Holland）。
圣彼得堡的建筑——海军部大厦、塔夫利宫（Tauride Palace），甚至是东正教的喀山大教堂——都带有欧洲的影子。城市中一些最雄伟的建筑其实是欧洲建筑师设计的。沙皇的冬宫，以及圣彼得堡其他很多著名的大厦，都是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弗朗切斯科·巴尔托洛梅奥·拉斯特雷利（Francesco Bartolomeo Rastrelli）的作品。城市中有很多雕像也出自外国雕刻家之手。其中最著名的彼得大帝雕像是在他去世很久以后，德国出生的叶卡捷琳娜女皇委托法国人艾蒂安·莫里斯·法尔科内（Etienne Maurice Falconet）制作的，她希望彼得堡人能够认可自己继承彼得大帝的衣钵。圣彼得堡法国学院（French Institute）院长路易·雷奥（Louis Réau）怀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写道：“如果说任何一位有教养的欧洲人都必然会仰慕彼得大帝的都城，那么这一定是法国人的功劳，因为仅仅是他们这些人的贡献就比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人还要多。”[20]
1913年，有些人觉得圣彼得堡来自北方的高贵典雅中带有一丝冷漠，有些过于西化了，具有像雪花一样复杂的对称性，却失去了俄罗斯人的亲切热情。他们渴望有更多的斯拉夫元素，让人回想起更加悠久的历史。［在离圣彼得堡不远的沙皇村（Tsarskoe Selo），尼古拉二世拥有一个17世纪风格的村庄，那里可以让他在先代中神游。］[21]圣彼得堡文化精英的领军人物亚历山大·伯努瓦（Alexander Benois）告诉他们，要扯下“亲斯拉夫的尿布”，去发现圣彼得堡独有的美，因为它既有俄罗斯韵味，又有西方色彩，而不要吹毛求疵地认为它不伦不类。[22]他与人合编的《往年》（Starye gody）杂志专注于19世纪的圣彼得堡，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伯努瓦通过与彼得堡剧团经理佳吉列夫等人合作，创办艺术杂志《艺术世界》（Mir iskusstva），推出了一套具有古典协调性的建筑语汇，强调开放空间（一些人说不应该有人的存在）和全景。（一些人建议赶走喀山大教堂周围的小商贩，以净化教堂的外观。）1912年，伯努瓦与志同道合的彼得堡人，也就是所谓的传统保护主义者一道，建立了一座老圣彼得堡博物馆，致力于保护这座城市古典的整体性免遭俄国其他地方和现代性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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