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化为了一段无比惨烈的历史，后来当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提笔写下当年的经历时，他回忆道，一个讲法语的比利时诗人在听到德国齐柏林飞艇的坠毁声时放声大哭，因为这是欧洲前进道路上的一场悲剧。茨威格记得自己作为奥地利人，却为法国飞行员的功勋而欢呼：
……由于我们为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而感到自豪，欧洲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氛围以及欧洲的全民意识正在形成。我们心想，任何一架飞机都能轻松飞越的国界是多么的徒劳，海关工作和边防巡守是多么的迂腐、虚伪，与明显追求团结一致、世界大同的时代精神是多么的格格不入！[10]
欧洲有闲阶级共同的社交经历可以塑造出他们的共性意识。与之相类似的是，欧洲的前卫女性在为争取选举权的事业并肩战斗，世界语的使用者对一种新的语言充满了共同的期待。欧洲工人阶级的团结意识也在社会主义学说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得到了深化。欧洲的贵族阶级与他们的外国远房表亲一起赛艇、赌博、应酬；欧洲的中产阶级揣着旅行指南，逛着博物馆；欧洲的工人阶级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第二国际（Second International），常设办事处位于布鲁塞尔。这时的欧洲属于法国社会主义领袖让·饶勒斯（Jean Jaurès）、奥地利社会主义者维克多·阿德勒（Victor Adler），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立者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这个强大的政党当时是德国国会的第一大党。就连英国的左派领袖凯尔·哈迪（Keir Hardie）和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也曾赴斯图加特和巴塞尔参加大会。出国旅行对于欧洲工人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但他们的代表可以做到，采用的是与运煤出矿和运钢出厂相同的交通运输方式。
围绕着一些原则性问题，譬如一个资产阶级社会中可以实现何等程度的改革、农业社会中的革命潜在性、社会主义与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等，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产生了争论，进而导致分化。然而尽管如此，国际工人阶级团结一心，扫清了这一切。1912年11月，来自23个国家的553名代表齐聚瑞士，投身于统一与和平的大业。[11]事实上，1913年的根特世博会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并不是战争，而是比利时的一次大罢工。在工人的团结面前，难道还有可能发生战争吗？人们被国家的概念所唤起的对国家的忠心，甚至比不上一两代人以前对一个地区或城市的忠心。这样下去，国家的概念岂不是要最终成为一件怪异的纪念品？国家岂不会像邦国一样消亡？
关于民族性格的传闻，赤裸裸的民族主义，甚至还有更让人担心的、对战争的赞颂，这一切都在影响着欧洲的文化精英和高级知识分子。法国作曲家莫里斯·拉威尔（Maurice Ravel）表示，奥地利作曲家阿诺尔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的音乐与“我对法国音乐的感受”之间隔着一道“深渊”。[12]意大利的未来主义流派既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同时又对本国大肆抨击，表示战争是“世界上唯一的清洁之法”。[13]被滥用成风的达尔文科学与尼采哲学似乎认为人类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尼采也发表过这样一种不怎么有名的言论，认为与此同时“欧洲本身也想要合而为一”）。[14]法国的“文化”（culture）经常被人拿来同德国的“文化”（Kultur）相比较（德国人认为自己的文化更阳刚，更侧重思考，而法国文化更阴柔，更侧重对话）。艺术家和作曲家都很在意自身的文化腹地，不论相对于国家层面如何。上至诸如斯拉夫人之类的超国家集团，下至诸如布列塔尼（Brittany）和加泰罗尼亚（Catalonia）之类的地方性区域，民间文化都在世纪之初迅速普及开来。然而，与此同时，人们对于更“原始”（并不一定是欧洲）的文化形式的兴趣也变得更加广泛，认为其中蕴含着新奇的灵感。
然而在某些方面，欧洲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圈，与工人阶级和有闲阶级一样，正在朝欧洲的一系列共同运动发展，而对这一系列共同运动的定义，更多地取决于它们与过去所发生的事件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与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流派之间的关系。[15]欧洲建筑师的建筑风格都非常相似，他们经常接受外国的委托，不论是在柏林、伦敦还是维也纳，所要面对的现代城市问题都是一样的。欧洲的大艺术家和大作家们频繁出国举办展览，甚至出国居住：1913年，法国画家罗伯特·德劳内（Robert Delaunay）在柏林“风暴画廊”（Der Sturm）举办了一场个展，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居住在讲意大利语的奥匈帝国城市的里雅斯特（Trieste），俄国画家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居住在慕尼黑，俄国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居住在意大利卡普里（Capri）岛，意大利人莫迪利亚尼（Modigliani）和德·基里科（de Chirico）居住在巴黎，同样居住在巴黎的还有西班牙人毕加索以及犹太裔俄国人夏加尔（Chagall）。在潜意识领域，弗洛伊德（Freud）的《梦的解析》（Interpretation of Dreams）于1913年首次发行英文版。
决定欧洲人的艺术和音乐品位的，除了国家的民众，还有购买时不只看国家的活跃的收藏家阶层，以及从维也纳到巴黎的咖啡馆中都能找到的泛欧洲文化评论杂志。在舞蹈方面，1913年探戈风靡全欧洲，甚至到了某些教会和政治领袖试图下令禁止的程度。更高层次的还有欧洲音乐家和舞蹈家的巡演，其中佳吉列夫（Diaghilev）的俄罗斯芭蕾舞团（Ballets Russes）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样的巡演也促进了欧洲丰富多变的时代文化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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