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个月后，根特这座城市被外国军队占领，在德国的铁丝网后面黯然失色。但是在1913年，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一世还在欢迎德国家具和英国手工艺品的宣传展览大举入侵。鼓励参展的一本小册子上写道：“就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而言，对于人类才智所取得的不断进步，根特世博会将会是一次颇具分量的肯定。”[3]金色和白色的博览会建筑物坐落在众多布局合理的花园中。到了夜里，整个场地亮起新时代明亮的标志——电灯。前来的游人会以为自己正处在欧洲世界的中心、发展与命运的十字路口，这也就不难理解了。
比利时社会民主人士亨利·拉方丹（Henri la Fontaine）因其在国际和平局（International Peace Bureau）的工作获得了191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他还是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国际协会联盟（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的创始人］。8月，和平宫（Peace Palace）在荷兰城市海牙开张，这里是致力于借助谈判的力量而不是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常设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本部所在地，而海牙与根特之间的距离只有一百英里。美国钢铁大亨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慷慨承担了和平宫的建造费用，建筑材料来自世界各地：荷兰的砖、法国的砂岩、瑞典和挪威的花岗岩、奥地利的木质地板。在建筑内部，英国的彩色玻璃俯瞰着美国的青铜雕像，还有巴西的红木和椴木、中国和日本的丝绸卡通画和瓶饰、土耳其的地毯。装饰在建筑物顶部的钟塔来自瑞士。和平宫的熟铁门来自德国。[4]
对于某个特定阶级的人们来说，“欧洲”不仅仅是对于一块大陆的地理描述，或者是天真的国际主义者的梦想，它是活生生的现实。例如英德混血的贵族哈里·凯斯勒（Harry Kessler），他酷爱写作，理查德·施特劳斯大获成功的喜歌剧《玫瑰骑士》（Der Rosenkavalier）的剧本就是由他所作。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欧洲就像是一本翻开的书，可以从任何一页读起，他从欧洲人的角度理解起来都是同样容易的。从1913年开始，他的日记记录了他与拥有德国血统的英国玛丽王后（Queen Mary）一起用餐（他还贬低了她的谈话技巧），与爱尔兰剧作家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共进晚餐（萧伯纳是法德英三国结盟的拥护者），与俄国芭蕾舞团经理尼金斯基（Nijinsky）共进午餐，拜访法国小说家奥克塔夫·米尔博（Octave Mirbeau，他曾向凯斯勒吐露：“我们不会打仗的，因为不出30天就会被打得落花流水……我们法国的政客心里都明白”）。[5]
凯斯勒的社交和政治人脉无疑是十分广泛的，但他也毫不例外地将欧洲视为一个单独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的确因国家之间的斗争而四分五裂，然而文化和阶级、贸易和旅游形成的纽带让这层关系更加错综复杂。贵族一向有能力游遍欧洲，现在则轮到中产阶级了。这年夏天，俄国青年作曲家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Sergey Prokofiev）陪同母亲到柏林、巴黎、伦敦和瑞士旅行。这年的早些时候，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完成了一本主要著作的初稿之后，登上一列从伦敦开往米兰的火车（之后又乘船去了开罗）犒劳自己；12月时，他正在法国里维埃拉（Riviera）的罗克布伦（Roquebrune）。[6]这一年5月，英国首相阿斯奎斯（Asquith）去威尼斯旅行，前一年夏天他曾与妻子、女儿和温斯顿·丘吉尔一起乘坐海军部的“女巫”号（Enchantress）游艇游览了亚得里亚海这段海岸线，此番是故地重游。这一次，他在威尼斯，把《贝德克尔旅行指南》（Baedeker）紧紧地攥在胸前，他变得和每一个一丝不苟、志同道合的欧洲游客一样，会向一起乘坐贡多拉的乘客们提出“是谁画了哪位圣人、在哪座教堂”之类的问题。[7]
对于欧洲的有闲阶级，以及越来越多的职业中产阶级，或者至少是那些有钱也有时间用来花钱的人来说，可以通过从温泉小镇到海滨胜地的一段段火车旅行来感受这个大洲，充其量偶尔会被各种装扮的海关官员拦下，接受他们客客气气的询问。这些欧洲人所居住的大洲遍布着豪华大酒店，例如圣莫里茨（St. Moritz）新开张的卡尔顿（Carlton）酒店（据酒店所有者称，这间酒店原本是作为俄国沙皇的行宫），还有尼斯用绚丽的黄金和大理石打造的内格雷斯科（Negresco）酒店。想要疗养的人会去亚希莫夫（Jáchymov）的镭疗养所，玛丽·居里就是在那里取得了用于放射性研究的沥青铀矿。想要晒太阳和寻找灵感的人经常会去威尼斯利多（Lido）岛上的德班大酒店（Grand Hôtel des Bains），之前有一部很受欢迎的德国小说的背景就设在那里。[8]如果到了蒙特卡洛，发现一位英国绅士和一位奥地利外科医生用法语交谈，同时还在打量着一位打牌连着输的俄国将军，这样的场面一点儿也不稀奇。
爱国主义虽然是实实在在的，却并没有否定活跃在这样一个欧洲社会中的世界主义。对自己祖国的热爱并不妨碍一个人认可外国的社交同人，欣赏别国的优点。第二年夏天，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这一事件打开了欧洲战争的最后一道闸门。事发当时，政治家、将军和作家们全都发现自己正在敌人的国家度假，他们早已习惯不假思索地跨越国境线了。俄国的阿列克谢·勃鲁西洛夫（Alexei Brusilov）将军在德国。[9]塞尔维亚陆军司令拉多米尔·普特尼克（Radomir Putnik）将军在奥匈帝国。温斯顿·丘吉尔正在德国北部的基尔（Kiel）参加一场英德海军活动。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在祖国波兰的扎科帕内（Zakop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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