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西北的玛格丽特（Margueritte）村发生了一场小规模的阿尔及利亚人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了下去。除此之外，在阿尔及利亚，整整40年里没有发生过一场严重的反法起义，上一次还是在普法战争期间。然而，对泛伊斯兰主义反叛的恐惧很容易在法国人群体中造成恐慌。1913年，在东北的城市君士坦丁（Constantine），安德烈·塞尔维耶（André Servier）写出了大受欢迎的《未来的危难》（Le Péril de l’avenir），警告称在突尼斯、埃及和奥斯曼帝国的一系列事件的影响下，民族主义的潮流已经开始在北非各族人民之间蔓延，更不必说在边境另一边的利比亚，意大利军队正逆着当地穆斯林的意愿，确立起新的殖民者身份。[18]类似的书籍接二连三地出现，都是同样的论调。在法语报纸中，一般性的犯罪一律被扣上“本地人”或者“卡比尔人”的帽子，仿佛是在暗示阿尔及利亚本地人对恶劣犯罪有特别的嗜好，或者对通常意义上的犯罪天赋异禀。[19]1913年之前的三年里，基于有可能在旅程中接触到宗教和政治极端主义，阿尔及利亚人的麦加朝圣遭到禁止。1913年，麦加朝圣再度获得批准。当地的法国官员阴阳怪气地问，为何出现了一艘德国轮船搭载朝圣者。[20]
同年，突尼斯的一家剧团在阿尔及尔首演了一部现代阿拉伯戏剧，Najib al-Haddad的《萨拉丁》（Saladin）。[21]该剧的题材带有浓烈的政治气息。萨拉丁是一位伟大的穆斯林领袖，曾经在圣地抗击十字军，征服耶路撒冷，他的才略、胆识和胜利者的骑士风度为他赢得了荣誉与尊敬。简而言之，他是全体阿拉伯人的英雄。回顾他的一生就是在提醒观众，当年的阿拉伯人曾经是主人而不是臣民。那个时代显然早已远去，不免让人心生苦痛。然而到了1913年，受过教育的阿尔及利亚人正开始从新的角度审视自身，作为本民族历史的参与者，虽然是被法兰西共和国塑造的，也深受其价值观的灌输，但并没有完全对巴黎言听计从，任其摆布。1907年，在阿尔及尔出版的一本书简要介绍了阿尔及利亚历史伟人的生平。法国的共和主义者们明白，这种圣徒传的形式对于国家意识的形成至关重要，他们自己就喜欢用类似的办法。
与此同时，当面对如何在为数众多的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和卡比尔人之中将少数的欧洲人组织起来这一问题时，事实证明“自由、平等、博爱”这套共和主义永恒的价值观是极具可塑性的。一些共和主义者将同化原则奉为圭臬，理想是将阿尔及利亚人转变为法国公民。他们认为这是法国推行教化的使命。“我就是对全人类团结深信不疑的那种人。”总督吕托（Lutaud）在1913年5月的一次讲话中说。[22]但在吕托看来，如果说这种团结终究会实现的话，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要按法国人的条件，行法国人的方便：
每当一个（当地的）个人从教育和文明中受益，他就离我们更近了一点儿。他可以积少成多，得到和我们同样的权利。这是演进的法则，缓慢却必然、难以察觉但又确凿无疑的转变之法则。当原住民拥有和我们一样的教养时，当他们把某些偏见抛之脑后时，我们就能完全接受他们提出的要求了。
从阿尔及利亚人的角度看，法国人所承诺的转变，其实基本上是察觉不到的。到了1913年，法律和惯例中依然存在着极大的不平等。阿尔及利亚人是法国的属民，却不是法国公民。阿尔及利亚人是有可能成为法国公民的，但想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放弃宗教信仰，伊斯兰教神职人员（以及很多同胞）会将这种入籍行为视为背教，这样的后果也是需要承受的。1909年之前的10年间，仅有337名阿尔及利亚人成功申请入籍，成为法国公民，另有214人遭到拒绝。[23]与此同时，法国人所享有的公民权利并没有全部授予阿尔及利亚人。后者要受到额外的法律约束，穆斯林与法国官员顶嘴，或者按照当地传统在婚礼上鸣枪以示庆祝，都是违法行为，可以进行处罚。仅凭总督的一面之词，就可以对阿尔及利亚人实施行政拘留，最长可以关押三年。
法律上的不平等同样也存在于对阿尔及利亚人的财政安排中。阿尔及利亚人缴纳的财产税和所得税在比例上远远高于欧洲人，仍然被征收所谓的“传统”税，被施加法国早已在大革命期间废除的、半封建性质的徭役。因此阿尔及利亚地主总是连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农民都不如，渐渐变得债务缠身，或者破产，或者离开土地搬到城里去，这一切都不足为奇。1913年，仍有一半的阿尔及利亚人在他们拥有的土地上生活、劳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越来越贫穷，不得已将自己的农田划分成小块，且越划越小。1913年，此时距离卡尔·马克思来到阿尔及利亚疗养已经过了30年，他的信徒罗莎·卢森堡将这个国家举作殖民者进行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头号例子。“在饱经磨难的英属印度之后，”她写道，“法国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在资本主义殖民史中占据着显要位置。”[24]
阿尔及利亚人虽然为阿尔及利亚贡献了大量的税收，但他们对于这笔钱的去向却没有什么发言权，至于公共设施的提供，情况也可想而知。在农村地区，就算有市长，也都是法国人。在一些市镇，由阿尔及利亚人选出来的席位充其量占到地方议会的1/4。在另外一些市镇，地方委员会中的阿尔及利亚人代表是由法国人任命的，这些幸运的少数人被叫作应声虫（Béni Oui-Oui），因为他们总是完全同意法国人的提案。在阿尔及尔，负责通过整个阿尔及利亚地方预算的财政委员会中，尽管有21名成员是阿拉伯人或卡比尔人，但欧洲人是他们的两倍。此外，法国代表是由阿尔及利亚法国人男性普选出来的，而阿尔及利亚代表是由少部分阿尔及利亚精英人士选出来的，他们的人数不过5 000，其中还包括很多保守派的阿尔及利亚人，被认为是最容易控制住他们本民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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