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用天气来做比喻的情况也很常见。丘吉尔就以“连空气都变成了怪脾气”来比喻战争；格雷也对天气进行了“指责”，那“惨淡的、让人浑身备感不适的怪天气”。有意思的是，一位德国老兵在他的回忆录里也使用了相似的口吻对战争做了比喻：
如果从孩提时代的感受来看，这样的天气颇似顽疾般难熬，而我现在却认为它正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巴尔干地区正沉浸在一片灼人的闷热中，那是飓风来袭前的信号，天空中不时骤然出现一道道强光……之后发生的巴尔干战争为欧洲紧绷的神经吹来一缕清风。再后来的时日就像压在人们胸口的梦魇，让人如发烧了一般狂躁暴怒。由于对即将到来的灾难感到持续焦虑，这种躁动竟变成一种渴望：让那脱了缰的命运自由驰骋吧！一时间，一道强有力的闪电冲向地球，风暴恣肆。来自天堂的雷声中混杂着战役打响的轰鸣。
上文节选自希特勒《我的奋斗》（Mein Kampf）第五章的内容。
我们很容易理解某些政治家（如希特勒）为何用自然灾难来比喻战争，与其说战争造就了他们，不如说就是他们发动了战争。当战争逐渐成为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时，这些大自然的比喻可以生动而顺理成章地成为政客们的托词——因为他们声称这种力量没有人可以阻止。格雷就曾明确地指出这场战争“不可避免”。事实上，早在1915年5月，他就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当时他承认，在“七月危机”期间，“他根本没有能力控制局面”，“他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力量”。“我曾扪心自问，”他在1918年4月称，“我问我自己，是否能通过预言或智慧来阻止它的发生，但我逐渐意识到，没有人有能力抗衡它。”贝特曼在两个月前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是否可以让这场战争以及我的行为悬崖勒马。”不言而喻的是，他对此也根本束手无策。
一些历史学家对这些神奇的自然力量的比喻也颇为称道，并将这种手法发挥到了极致。霍布斯鲍姆就曾把战争的爆发比喻为一场大火、一场暴风雨；巴尼特把英国政府比作“一个乘坐木桶想要穿越尼亚加拉瀑布的人”；诺曼·戴维斯生动地把战争看作由于地球板块移动而造成的地震。
当然，即便不借助这些比喻，我们也不难看出这场战争是场不可避免的灾难。死脑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对奥地利前总参谋长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的观点表示赞同，认为出于“为生存而战”的“伟大原则”，“世界大战的灾难基本上是无法避免，也无法抗拒的”。德国有些历史学家在“一战”结束、“二战”尚未爆发期间成为地缘政治理论的拥护者。这种理论认为，德国“位于欧洲正中间”，被其他国家形成了包围之势。因此，德国必须在俾斯麦的“临时应急措施”和威廉时期的“防御性战争”中做出选择。除了德国，也有不少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赞成那些客观或系统的理论。美国人西德尼·费详细阐述了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关于“战争由国际体系出现的裂隙和瑕疵导致（各个盟国由于契约的签订而被绑在一起，并且之间缺少独立的仲裁机构）”的理论。还有一些人是列宁主义的忠实拥趸，他们认为，战争是帝国主义的经济敌对势力——资产阶级受利益驱使迫害欧洲工人阶级的结果，这完全颠覆了战前左派人士如卡尔·考茨基和J·A·霍布森的观点，他们认为资本主义者太过精明，以至于不会蠢到把自己送上毁灭道路的地步。这种观点仍然有一群拥戴者，并成为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史料编纂中不变的教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仿佛突然被置于一场终结一切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当A·J·P·泰勒提出“所有人都在为战争精心准备、摩拳擦掌，而不知不觉掉入深渊”的观点后，有人认为战争之所以能够沿着其“时间计划表”发展而一发不可收拾，正是参谋部与科技发展亦步亦趋使然。阿尔诺·迈耶试图以德国为例将战争的原因做如此总结：战争的爆发来自于主要参战国国内的政治压力，即上层阶级精英们为了缓和、躲避国内民主人士和社会主义者对其施加的压力，而推行、宣传浮士德契约式的激进民族主义。甚至还有人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解析战争原因。他们认为，“战争缓解了农村的人口过剩问题”。最后，还有一种纯文化角度的解读：战争是复杂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反理性主义”、“军国主义”等交会碰撞的产物。而早在1914年8月，贝特曼就提出过这一理论：“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军国主义早已注定了每个国家的政策轮廓，并让人们孜孜不倦地追求那些只有付出大规模战争的代价才能达到的目标。”
对于一直被“战争是否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困扰着的贝特曼来说，仅有一种解释是让人满意的：所有国家都有其罪过。但他还是加了一句：“德国负主要责任。”他还说，严格来讲，这场战争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出于德国领导人的一些不当决策——这种论断也很有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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