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们也应当听听少数派的声音。实际上，有一群数量极其可观的历史学家始终坚持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说它有其邪恶的一面，那这种邪恶则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人们为这场战争的辩护从战争伊始就有了。野心勃勃的政客迫不及待地出版他们对战争爆发原因五花八门的解读：如比利时的灰皮书、奥地利的红皮书、俄国的黑皮书和德国的白皮书。报纸和出版社也在竞相对这场战争进行分析。仅在英国，截至1915年年底，就有至少7篇连载故事被刊登在《泰晤士报》和《卫报》上；此外还出现了一批著名的专栏作者：约翰·巴肯，阿瑟·柯南·道尔，威廉·鲁鸠，甚至埃德加·华莱士。到战争结束时，巴肯出版了至少24部作品。这些作品所共有的特点就是，它们对于英国参战动机的正确性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
战后出版的官方作品同样印证了这一点。在这里，想要搞清楚它们的规模是根本不可能的。英国最为洋洋大观的作品当属詹姆斯·埃德蒙长达14卷的关于西线战事的报告。对于胜利者来说，评述战争会相对容易些。以英国为例，英国人会写，德国对大英帝国形成威胁，后者成功地应对了挑战。但对于那些充满失败情绪和暴动不断的国家而言，这项任务变得无比艰巨。虽然如此，德意志帝国档案的14卷书集《战争》（Der Krieg）仍执拗地洋溢着对德国在战争中出色表现的自豪感。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最后一卷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公之于众的。
在1918年后出版的结集档案中也鲜有刺耳的愧疚。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也通过自己的出版物来评判这这场战争，据其记载，这场战争无非是帝国主义者的殉道之战。从政治视角来看，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卡尔·考茨基及其团队出版的文献与前者有异曲同工之处。更为自相矛盾的是那些在国民大会和国民审查委员会上探讨的德意志帝国崩溃的原因，这给予身处革命前夜的德国领导人一个回应层出不穷的质疑的机会。《欧洲各国政府的重大政策》（Grosse Politik der europäischen Kabinette）于1922~1926年出版，共54册40卷，涵盖了1871~1914年间的历史。其中，德国人为自己提出了新的要求。虽然它起初是对《凡尔赛和约》中“战争罪”的回应，并出于德国政府在1918年前的利益的考量而在内容上稍有保留，但这套书自始至终都符合外交历史学家们的出发点。它的成功促使英国和法国也分别出版了各自的版本，即由G·P·古奇和哈罗德·坦珀利编纂的11卷外交部文件《英国关于战争原因分析的文件，1898~1914年》以及法国随后出版的《法国外交文件，1929~1959年》。
下面我们将目光投向那些大权在握的人的回忆录。显然，这些回忆录中充斥着对自己的战争行为的辩解。那些“高级领导人”在他们的回忆录中卸下了往日的面具，约翰·弗伦奇爵士在停战协议签署一年以后出版了《1914》；伊恩·汉密尔顿爵士于1920年出版了《加利波利日记》（Gallipoli Diary）；6年后，威廉·罗伯逊爵士的《士兵与政客》（Soldiers and Statesmen）问世。在德国，鲁登道夫和提尔皮茨早在1919年就开始动笔撰写回忆录，一年后，法金汉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与士兵相比，政客们可没那么多闲情逸致。但德意志帝国前宰相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却有充足的理由尽快提笔为自己大书特书，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World War）在1920年便被翻译成英文。德皇也不甘落后，在他的《回忆录》（Memoirs，1922）中，他坚持认为这场侵略战争是由协约国针对无辜的德国的预谋开始。丘吉尔也于同年完成了《世界危机》（The World Crisis）的第一卷；阿斯奎思于1923年和1928年分别出版了《战争的起源》（The Genesis of the War）和《回忆与思考》（Memories and Reflection）；爱德华·格雷爵士（即现在的格雷子爵）于1925年出版了《二十五年》（Twenty-Five Years）；比弗布鲁克于1928年出版《政客与战争》（Politicians and the War）。劳合·乔治后发制人，于1933到1936年陆续出版了他的6卷作品《战争回忆录》（War Memoirs）。
没有一本回忆录敢于否认战争的可怕，但几乎所有人都赞同一个观点——这种恐怖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英国政客们最常表达的观点是：战争是由一股巨大的历史潮流造就的产物，没有人可以阻止它。在《战争回忆录》中颇有名的一篇文章中，劳合·乔治如是写道：“这些国家滑过大锅边缘，一股脑儿跌入了锅中滚烫的战争沸水中。”他用过不止一种比喻来形容这一巨大的、冷酷的推动力和强制力。这场战争是场“大灾难”，一场无法被政治家操控的“台风”。当大本钟在8月4日敲响“那最具命运性的一刻”时，它“萦绕在我们耳际，仿佛是命运之锤的声音……我就像站在一个突然偏离了轨道的星球上……高速旋转着，一头扎进了未知。”丘吉尔在他的《世界危机》中同样使用了天文学的比喻：
那时，人们必须去思考国家间的交流沟通问题……作为拥有巨大力量的组织……它们就像运转的星体，如果没有引力……它们将各行其道，互不干涉……如果离得太近，电闪雷鸣的现象就会发生。如果它们的距离近到突破了一个临界点，它们便会偏离轨道，相互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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