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德国人则从来没有犯过这样的错误。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严重的弹药短缺的情况（见表9–6）；到1918年，协约国拥有的不同口径的枪支比德国多30%。战机多20%，但这一差异并不是导致鲁登道夫春季进攻失败的首要原因。德国最致命的弱点是缺少坦克和装甲车——仅有10辆，而协约国却拥有800辆之多；同样缺乏的是卡车（德国拥有2.3万辆，而同盟国拥有10万辆）。造成这种装备不足的原因是否是燃料（以及橡胶材料）的不足或是因为最高统帅部的科技劳工运动还有待商榷：但无论如何，坦克应当是德国工业擅长制作的产品。
表9–6 英国和德国军工生产一览
资料来源：Hardach,First World War,p.87;Herwig,First World War,pp.254ff.(using monthly fgures multiplied by 12).
商人是否在德国的战时经济中拥有过剩的权力？战争年代所催生的创新之一便是成立了向托拉斯工业消费者进行原材料分配控制的具有垄断性质的团体，即所谓的“战争公司”。该团体受到同样是新诞生的官方机构——战时原材料办公室（KRA）的监管。直到战争结束，总共有25个“战时公司”控制所有物资的分配，例如金属、烟草。尽管这是商人的创新成果，但这种运作方式的确无可指摘。实际上，对KRA颇有微词的是汉萨同盟，他们对这种越发集权的趋势感到反感——而这种趋势可能会被理解为该系统在发挥作用的证明。遭到公开反对的还有德国向诸如莱茵兰–威斯特伐利亚煤炭企业联合组织这样的工业卡特尔委托设定工业生产目标的行为。这使得大公司及其保护组织不仅得到规范基本物质资料产量的权力，同时还能够控制价格。毫无疑问，政府将很难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对物价进行把关，而这必然会让大企业牟利。最后，德国将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了诸如德国工业中央协会和工业者联盟这样的商业联盟上，这导致了战时德国工业战争联合委员会的成立。
然而除了依赖大商团，又有什么别的选择呢？很快我们便能发现，在所有国家中，最能够克服战时经济在国家组织上表现出的弊端和缺陷的，是那些有大企业经营经验的商人：与他们相比，大部分公务员都无法达到这种水平。像威廉·贝弗里奇这样的官僚者可能会对这些“外行”控制英国战争的努力付之一哂，但那些屡试屡败的旨在让国家直接控制生产的尝试也不是毫无重要性可言。关键是哪个国家能够在私人商业利益和战时经济需求之间寻求最佳的总体平衡。不管人们如何称呼德国的体制——“社团主义”在战时看来也未必是一种滥用——至少它能够将商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规定和制度化，但这种方式并没有使任意一方满意。
相反，法国的商人继续将国家视为一位消费者，而不是合作伙伴，直到战争较晚的阶段。由合奈事件导致的驱逐托马斯的运动将商人路易斯·卢舍尔于1917年9月推向了军备部长的职位，这场运动也是一些商业利益者对成立国家军工厂决定的反抗。直到1917年年底，法国才成立了合适的机构，协助分配原材料。尽管克莱芒泰尔于1918年6月否定了这一点，但为分配原材料而成立的法国资本家联合会在本质上与德国的战争公司有异曲同工之处，只不过诞生的时间晚了一些罢了。就此而论，德国建立“社团主义”的体制与其他国家相比更为迅速，这是其强大之处，而非弱点。
英国同样有一套专门的手段，将商人卷入了战争。比起成立权力机构共同协作，劳合·乔治更倾向于将商人从其商务业务中抽离，提供给他们政府职能方面的工作。将这群“干劲十足的人”招进公共部门的过程颇具传奇色彩。毫无疑问，像乔治·布思和阿尔弗雷德·蒙德这样的人上手很快，但克里斯托弗·艾迪生这样的文职人员对他们处理文书工作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混乱无序相当恼火。另外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当他们接受一项文职工作时，他们会谨慎地区别对待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但如果把这些人看作战时英国国家与商业之间的典型关系的缩影也是不妥的。与其德国同行相比，统摄武器装备市场的英国大型企业在其价格政策上明显没有受到更多的限制。D·A·托马斯（即之后的朗达勋爵）认为煤炭工业从一开始就受到公共控制，但并非所有的煤炭主都赞同他的观点，有些人甚至到1917年还在反对这种控制。实际上，自煤炭监管局于1917年成立起，煤炭行业就被置于国家的有效控制之下，但并没有证据表明这种举措能够促进生产。事实上，煤炭监管系统被人们形容为保证煤炭主赢利的系统。工程雇主们（特别是克莱德赛德的那些雇主）明显不想轻易放弃战前形成的这种对抗性工业关系。那些曾经试图在格拉斯哥解决纠纷的公职人员多次发现，雇主们与员工一样持反抗心理。
1917~1918年，美国国内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在它参加战争之后，接踵而至的是经济严重混乱的局面。1917年7月，由银行家伯纳德·巴鲁克成立的战争工业董事会完全无法胜任动员经济的任务。“如今，”该董事会的一位成员于1918年1月抱怨道，“我们的政府中已经无人能够行使决定权了。”
当我们将西方国家的经历和遭遇同俄国的做比较，便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在产量绝对增长方面，俄国的战时经济取得的成就是最为显著的。在俄国，大企业在与战争军务部的较量中取得了胜利：弗拉基米尔·苏克霍姆里诺夫曾顶住压力，试图促进私营企业的武器生产，但他的下场却是遭到解职，并于1915年5月被捕；一个新的部门应运而生——由彼得格勒工业组织代表的“国防事业审查和调和制度特别委员会”。正如德国，俄国的其他商业团体亦对康采恩的垄断怨声载道，一系列“战时工业委员会”和当地政府对原材料和商业订单的分配进行了过度干预，出现了资源浪费、虚增利润和渎职失职等现象，例如乌拉尔河大工厂主索罗多斯尼科夫以及彼得格勒的普季洛夫——这二位都曾诈骗国家高达百万的资本。虽然弊病丛生，然而这种体系终归不负众望，从军备生产的数据中便可见出其积极的一面：俄国的火炮产量在1916~1917年超过了英国和法国，截至1918年11月，其弹药储存量高达18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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