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对熟练技术工人的异常依赖性使得局面在短期和长期内都变得十分严峻。例如在战争伊始，英国国内60%的工程师被列入熟练工人的等级。经济历史学家们认为，这也是英国的雇主并不急于引进新机器或大批量生产技术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如果对工人实行标准的计件工资制，那么工厂主的日子便不会轻松。而这或许同样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现代英国工业历史的分水岭的原因。英国熟练技术工人在战场上的高死亡率为后方留下了一个不易填补的空缺。“颓势”正是对英国劳动力所面临问题的最佳描述，而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源便是战争所造成的流血牺牲。
格雷戈里认为，英国的志愿者体制比征兵体制在伤亡分布情况上更为公平，他的观点仍有待商榷；而如果认为这将“维持和保护政局的稳定”似乎有些超前了。英国现行体制的最重要的后果，是将原本应当在其岗位上工作的熟练技术工人送上了死亡之路。而这“迷惘的一代”都是一些关键的人。另一个遭受重创的群体我们更为熟悉一些——贵族、公立学校的学生和名校毕业生，他们的死亡率同样很高，但他们比其他人更容易被提拔为军官。安杰尔曾说，战争“让弱者生存下来”；而英国的情况是，那些没有一技之长的人和没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一般都安然无恙。
法国的劳动力比其他国家更为紧张，出于各种原因，其劳动力分配出现了不合理的现象，同时面临着强大的“公平牺牲”的政治压力。最普遍的观点是（正如在18世纪90年代那样），“流血税”应当由所有人一起承担，包括熟练技术工人。那些在1915年为了缓解弹药紧张而从前线被召回来的工人——战争结束时，这些工人几乎占生产军需用品的劳动力的一半——被嘲笑为“敷衍取巧的人”。战争期间，被召回的技术工人（除了伤员）仅使法国的军备劳力增长了30%。
劳动力的短缺必然会对所有的参战国制造麻烦：工人们占据主动权，要求加薪，或者索性消极怠工，降低劳动效率；如果管理层试图拒绝加薪的要求，他们就进行罢工。仅从下面这个并不具有典型意义的公司的经历中，我们就能见出德国所面临的棘手局面。起初，汉堡船厂布洛姆和福斯公司的管理层为了弥补劳动力短缺造成的损失，采用增加工时和增强工作强度的手段（钻了工会的空子）。底层管理人员和工头将其策略运用发挥到了极致，1916年3月，他们起草了一项规定，不允许向反抗的工人们“使用任何类似于‘送你去堑壕’这样的语言”（极佳地验证了卡尔·克劳斯的观点：‘壮烈地死去’不仅是人们口中荣誉的象征，同样是对这套花言巧语的惩罚）。1年后，轮岗时间被过分地延长到24小时以上。工人们以各种形式对此予以回应，但更多的行动是个人自发的，而不是集会游行。一时间，散漫的风气盛行：午休的时间延长了，对待工作三心二意，无故旷工的情况屡见不鲜，总是有加工材料丢失的事件发生（它们通常被偷走做柴火了）。此外，工人们为了求取更好的薪资待遇而频繁跳槽：员工的高度流动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1916年10月后一年的时间里，共有1万个岗位更换人手；而1916年12月的《辅助服务法》则规定，工人有权力为了更高的薪水而跳槽，这也让局面更为恶化。最终，1914年8月达成的不罢工协约逐渐瓦解。1916年10月，布洛姆和福斯公司拒绝接受加薪要求的动作引燃了战争以来的第一次大型罢工。4个月后以及1917年5月（由降低面粉赔给量而引起的柏林大罢工发生后1个月），罢工的硝烟再起；1918年1月，从柏林开始，工人运动开始全面扩散，横扫德国。这些罢工运动被视为1918年11月革命的前兆，就算没导致德国不可避免地输掉战争，这些不安定的因素也必然是其失败的重要象征。
但我们同样需要求证的是协约国的情况是否更为乐观。检验战争效率的一个非常重要但又直截了当的办法是考察战时工资上涨的程度。对社会历史学家们来说，实际工资的上涨是好事，这是不言自明的。在这一点上，英国做了大量工作，证明德国逊于自己。可惜的是，这种经济观点是相当荒谬的：如果德国的实际工资水平达到英国的水平，那么这将对本国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然而，唯一可以作为评判标准的是实际工资的增幅是否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相吻合。实际工资的增长超过生产量的程度越高，经济的效率就越低，因为让体力劳动者过上更为富足优越的生活（但对工人本身来说这件事是可喜的）并非战争的头等大事。表9–7的数据表明，战时经济效益较为逊色的是英国而不是德国。从这些原始数据我们可以看出，英国工人的收入——那些不恰当的收入——与生产力有所出入，而德国工人的实际收入与生产力水平则大体相当。
表9–7 德国和英国的工业生产量和实际工资，1914~1918年
资料来源：Mitchell,European Historical Statistics,pp.33ff.,181ff.;Wagenführ,“Industriewirtschaft”,p.23;Horne,Labour at War,p.395;E.Morgan,Studies,p.285;Bry,Wages pp.53,331.
诚然，这些平均指数并没有显示关于收入差异的具体情况，但是在战争期间，这些差异的浮动的确相当大。社会历史学家一直将扩大的收入差距视为助长社会不公的因素，而这种状况也一直顽固地影响着经济。此外，收入差距是否准确地反映了战争引起的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巨变？可以说，在军工厂工作的非熟练技工工资水平的相对增加的确可以吸引更多的人进入这些重要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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