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突突突，——耳畔的软语……从未止歇——
飒飒地呢喃的枪炮——上帝啊，我只想逃离！
歇斯底里地尖叫，只为停止这一切——我要疯了；
我在炮火中逐渐僵硬，眼神中尽是疯狂和愤怒。
（该诗作于他在肯特的康复期间。）
在军事行动中，士兵往往身心俱疲。这种情况从约翰·卢西关于蒙斯大撤退的描述中可见一斑：“我们的心理和身体急切需要睡眠来恢复……每个细胞……都渴望休息；这是行军的人们心中最为执着的念头。”在奥尔丁顿、巴比塞、云格尔等人的作品中也有相关描写。实际上，云格尔相信“让人们沮丧的不是危险，而是体能的极限、过度劳累和艰苦的条件”。他头一次执行任务时，每晚只能睡2个小时。
艰苦的环境同样折磨人。虽然那些来自于格拉斯哥贫民窟的人已经适应了风餐露宿、风雨交加、蚊虫叮咬等生存条件，但他们同样无法忍受堑壕的糟糕环境：虽然贫民窟的生活很艰苦，但至少栖身之处不是泥土筑的。法国士兵报纸《霰弹报》的文章中写道：“炮火不是地狱，真正的地狱是泥土。”《小钢炮》却持不同观点：严寒才是最糟糕的。云格尔一直认为，“潮湿阴冷”比炮火的危害更大，更容易让士兵招架不住。
就算士兵们并不感到寒冷、饥饿和潮湿，他们在堑壕的日子依旧难熬，因为他们会为逝去的战友悲恸欲绝（特别是那些“新兵蛋子”）。与诺思克利夫所说的“健康的户外生活”截然不同，他们饱受病痛的折磨（但病痛并不像过去那样能对战争起决定性作用）。德国有数据表明，整支队伍中有平均8.6%的人是病患，而这一数字在1918年夏天飞速增加。鲁登道夫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军队会在1918年夏天受到全世界流行的传染病的重创。
从心理上看，身处被“生锈的带刺铁丝网”、“翻卷的泥土”以及“布满弹痕的鬼魅般的树木”包围的环境，人们不会感到愉快，这种感觉在新兵那里格外强烈，他们厌恶这般景色。
除此之外，士兵们的津贴和食物配给相对来说也很微薄（这与周围可恶的景色相比，更容易让人愤懑不平）。1917年，英国士兵每天领取1先令的津贴，但当他们与其他殖民地部队的士兵通过沟通得知对方的收入高于自己的5~6倍之后，顿时怨声四起；更让人愤怒的是，当军官们喝得酩酊大醉时，他的手下却不允许沾一滴酒（一位中尉每天可以获得6先令7便士，2先令的住宿补贴以及2先令6便士的战斗补助）。乔治·科珀德的回忆录中充满了对英国士兵贫困的描写，但即便如此，他们与大多数法国士兵相比仍是幸运的，后者一天仅能领取可怜的25生丁。当美国的支援部队到达欧洲之后，他们的富有令其他国家的士兵蒙羞：在布雷斯特甚至发生了法军和美国援军之间的激战，原因是后者准许有性生活的特权激怒了他们。
士兵们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战斗，最让人感到吃惊的或许是军纪并没有因此而被无视或遭到破坏。1914年著名的圣诞节休战时，英国和德国的士兵在无人区“亲如兄弟”的友善行动并没有受到人们应有的关注；1914年和1915年，在西线的部分地区还出现了“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的呼吁。实际上，在进餐时间或是有伤员被救治时，人们会心照不宣地停火；只有当无缘无故的射击出现时，才会演化为“以牙还牙”的报复行为。两军的无人区夜间侦察都会刻意避免碰到对方，狙击手不会歼灭全部对手。当参谋下令继续作战后，这种暴力也仅仅是“做做样子”的。社会科学家，甚至持达尔文学说的生物学家，通常分别将这种现象视为“人类的合作倾向”与“个体避免被彻底消灭的利己主义自在基因”在起作用。
很不幸，尽管有这些冠冕堂皇的理论撑腰，但这些行为并非普遍存在。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确类似于著名的“重复囚徒困境”游戏，那么大部分时间里，双方一直都是欺骗者。一位从圣诞节休战中回来的士兵拿着匕首打趣道：“我才不相信那些混蛋呢。”可见，不只是希特勒一人对休战感到厌恶。云格尔对此也有真实的描述：
一场瓢泼大雨后，双方堑壕里的居住者被迫爬到地面，由此，铁丝网前展开了一场酒水、烟草、制服纽扣的交易和交换行动……突然，“砰”的一声，我们队伍里的一名士兵应声栽倒在泥土里。
1915年圣诞节，他的另一名手下被侧面飞来的子弹打死，“就在英国士兵主动示好，并在他们的掩体前立起圣诞树时。痛苦和愤怒之中，我们的士兵开枪了，对方也以枪榴弹发起攻击。”双方的信任感不升反降。简单地将“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理想的终结归咎于上级出于自己的升职考虑而下达命令是没有说服力的。士兵自身十分热衷于服从那些并不友善的命令（如1917年2月向第16师下达的命令）。乔治·科珀德享受在圣诞节向德军开火的快感：“‘友善待人’这条古老的箴言对我们而言毫无价值。”
如果合作并不适合于作为准则来恪守，那么另外一种背叛方式——从自己的部队中逃跑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尽管有很多文学作品描写漫行在无人区的逃兵部队，但在西线的交战双方，这种情况实属罕见。战争初期，双方部队中出身农民的士兵以及一些应征士兵经常试图在农忙时节重返家园；战争临近尾声时，德国的士气更呈现出土崩瓦解的局面。到1917年11月，有10%的士兵试图利用运输火车逃回家园，在俄国被打败后这种情况更是屡见不鲜。但大多数情况下，逃离战场的行为并不多见，甚至对军事行动的结果丝毫没有影响。在英国部队中，有过当逃兵念头的人数只有266人。1914~1917年，平均每年有1.6万法国士兵不辞而别，但之后回归部队的人数却比真正的逃兵人数要多。考虑到斯拉夫民族在士兵人数中的较高比例，奥匈帝国军队中的逃兵人数实际上也要比想象中的少；意大利军队的种族结构比较单一，但有逃跑想法的人也仅比其他部队略低而已，特别是对那些来自意大利南部的士兵来说，北部的军官与外国人无异。在战争的最后阶段，逃兵率最高的是俄国军队，尤其是在他们听到要发动进攻的风声后。1917年年底，俄国士兵逃跑人数达到百万人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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