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人们为何而战
水深火热
与消耗战的理论相反，获得胜利并非仅仅意味着杀掉敌人，同样重要的是让他们放弃抵抗、弹尽粮绝、军心涣散。1917年德军之所以能战胜俄军，关键正在于此，而不仅仅在于俄军有多少人死亡，这一点同样能从1918年奥匈帝国和德国的败北中窥见。
当然，人们也会本能地认为，以下两点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越多，就会有越多的人倾向于停战。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一位作家甚至认为，“高死伤率或许有助于延长战争，因为军队里巨大的人员流动量会将疲倦和绝望的情绪冲淡。”如果致死率是衡量战争的关键，那么正如前几章所讨论的，德国是当之无愧的胜者。而实际上，高伤亡率并不始终与士气相关联，双方军队中的一些精锐部队反而是伤亡率最高的。在“一战”期间，英国第29师的伤亡人数是其原来部队人数的7倍，但即便如此，这支部队仍然被视为英国远征军中的佼佼者，因为苏格兰军团有着强劲的恢复力和适应力。可以说（尽管乍看之下颇为奇怪），那些在战前看起来很可笑的想法——战争并非由物资装备决定的，而是士气、“人力”或“人的天分”（约翰·罗伯逊爵士所言）——实际上是正确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本质问题：支撑人们奋战到底的动力是什么？除了被杀或致残，让他们放下武器的原因是什么？当阵亡的可能性要远远超过速战速决取得胜利的机会，我们怎么能解释数以百万的战士奔赴战场的意愿？
在现代读者心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可怕、痛苦悲惨的。正如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在1916年所描述的那样，“数百万人前仆后继，被一种无形的道德使命感驱向恐惧的深渊——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地狱”。这并不是去郊外野餐。法国士兵在战争初期遭遇的惨痛伤亡情况与其之后的经历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法国阵亡的士兵达到32.9万，战争结束时也不过为50万。德国人也在短短两个月内遭受了最大的伤亡——1918年3月~4月，他们损失了6.83万人。1916年的7月和8月是英国远征军在法国经历的最糟糕的两个月，“仅有”4.5万人丧生。正如一位法国军官对1914年的战斗所做的评价，人们毫无意识地将自己送上了不归路：“从早到晚，时时刻刻都有大批人被杀害，他们躺在那里，身边是其他士兵早已僵硬的尸体。”机关枪，以及在1分钟之内能够射出18发子弹的步枪，向镰刀一样斩杀过来，执行疯狂的第17计划的法国士兵一批批倒下了。大约2年之后，英国人仍然没有吸取教训，仍然不懂得成排的进攻方式无异于集体自杀。堑壕挖掘完毕之后，士兵在机关枪和狙击手的枪林弹雨下仍旧不堪一击（他们还没来得及“冲上前去”）。当埃德温·坎皮恩·沃恩带领他的“D 连队”在帕森达勒作战时，90名士兵中有75人战死沙场：
可怜的老佩珀还是撒手人寰了，他背部中弹，躺在一个土坑中奄奄一息，险些被掩埋；威利斯将他扛回农场之后，他的尸体还是被炸成了碎片，无处可寻了。艾文被机关枪的子弹射中……人们看到乔克浑身都是弹孔，倒在地上，之后又被炮弹击中。
不仅在军事史上赫赫有名、家喻户晓的战役中伤亡惨重，在无人区的例行巡逻以及敌军防线进行的情报窃取、间谍训练及破坏性“突袭”同样让双方在“停火”的间隔期间遭受伤亡。1915年12月到1916年6月期间，共有5845名英国士兵在这种“小规模的堑壕行动”中殒命。
炮击最为惨绝人寰。尽管有经验的士兵懂得如何辨别敌人炮击的方向和类型，但前线的猛烈炮击依然让人防不胜防，几发炮弹便足以在深度和杀伤力方面直接命中敌人。它暴露出来的让人绝望的脆弱性几乎成为战争最为折磨人、最让人闻风丧胆的事情。正如一位法国堑壕战地记者所描述的：
没什么比遭到炮轰更可怕的了。这是士兵们望不到头的折磨。突然，他害怕自己在炮击中被活埋……他想象着这种惨绝人寰的痛苦……一个待在堑壕里的人，无助地等待着、祈祷着奇迹的发生……
恩斯特·云格尔对这种无助和恐惧的感觉再清楚不过了：
那种感觉就像被困在某地动弹不得，而另一个家伙在你身旁挥舞着重锤，时刻威胁着你。大锤抡回来了，又回旋着向前抡去，直到削平你的头盖骨，并将人的肢体击打成碎片……耳畔呼啸而过的每颗子弹都让人想到死亡，人在如此的境况下是如此孤立无援，神经因为这种永无止境的威胁和恐吓紧张到了极点……毫无疑问，这是战争中最可怕的状态。
有些人会认为，索姆河战役中防守的一方会相对轻松一些，这些人需要读一读云格尔描写1916年8月吉耶蒙的德国前线的文章：“生还者中夹杂着死尸。挖掘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尸体一层叠着一层。我们的连队置身于枪林弹雨之中，战友一个接一个地殒命，我们面临着被全歼的厄运。”他写道，正是这样的经历，“让我们头一次明白了现代战争之残酷”。如果落在他脚边的炮弹不是一颗哑炮，恐怕他不会留给世人这些文字了，他是整个连队唯一的生还者，仅腿部受伤。1918年3月，当云格尔带领的另一支连队在总攻前夕执行一次进攻任务时，他们遭到了同样的炮击：150人中有63人当场殒命。这位近乎疯狂般勇敢的军官，经历了沙场的噩梦之后，终于被击垮了，在生还的手下面前哭得一塌糊涂。不难想象，双方的士兵中有很多人都饱受“炮弹休克”的折磨——一种因为战争中神经高度紧绷而造成的精神错乱。战后，6.5万英国老兵因为“神经衰弱症”领取残疾人津贴补助，占总人数的6%，其中有9000人仍在医院接受治疗。一项研究在对758名个例进行分析之后发现，只有不到39%的人在战后回归了“正常”的生活，然而他们也只是表面表现正常而已，并非彻底而毫无症状地恢复到了原来的心态。德国士兵也出现了类似的症状，与英国士兵一样，这些受害者之后接受了电击和其他同样痛苦的“治疗”（与其说是治疗，不如说是惩罚）。如果说云格尔这样的勇士都能够在战争中经历一次彻底的精神崩溃，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推测，几乎所有人都在无情的炮火中经受了极端恐惧的折磨。西格弗里德·萨松具有与云格尔一样的勇气：他的诗歌《战争的压抑》同样揭示了炮火中人们无助而恐惧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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