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反，法国的税收情况严重恶化，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战争爆发的前夕。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革命传统：国家通过严格审查保护公民的收入和财产，而只在客观评估平均支付能力的基础上，征收所谓的款项；同时还要提倡平等原则，因此排除了递增税收比率的可能性。因此，“四位老妇人”——地价税、营业税、可变动的不动产税以及门窗税——逐渐与真实收入和财富积累相脱离。1872年引入了一项新的安全税，这着实是罕见的创新，因为19世纪大部分时期，法国资产阶级的课税普遍很低。战争前夕，关税（于1872年，即实行自由贸易12年之后，该赋税被重新启用）占政府税务“收入”的18%，消费税（主要是酒水、盐和烟草等政府垄断的行业）则占到1/3。另外一个收入来源是小笔合法交易中的各种形式的印花税（占1913年税收的1/4）。1913年，直接赋税只占一般总税收的14%。1896年、1907年和1911年，由于议会的反对，引进现代所得税屡次受挫。直到战争爆发前夜，这种反对的声音才被压制。1914年3月，国家对旧有的财政税收进行了改革；1914年7月，引入了针对年收入在7000法郎以上收入群体的普遍综合所得税。尽管该税率标准为2%，但实际上它属于累退税。除此之外，还实行了5项不完全所得税，其效果与英国税收体系计划大同小异（例如针对不同的收入阶层实行不同的税率）。这项改革的实施得益于普恩加莱引进的比例代表制，它也削弱了激进党的力量，还与衰退的国际形势有关。然而，由于战争的爆发，这项税收直到1916年1月才开始征收。
俄国的体制使其更为严重地依赖间接税收所得，它的收益中仅有很小一部分（1900~1913年仅有7%）来源于直接税收。来自杜马的商业阻力使得所得税无法执行。因此，政府的收入来源主要来自国有企业（1913年，铁路工程的净收入为2.7亿卢布）以及针对基本消费品（如煤油、火柴、糖以及伏特加等）的课税。毫无疑问，这些消费税中最重要的是售卖伏特加的赋税，俄国在19世纪90年代对此领域形成了垄断。伏特加垄断得来的净收益是国有铁路收益的2.5倍，而其总获利（1913年为9亿卢布）更是超过国家总收入的1/4。正如经济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所说，税收总负担从1860年占国家人均收入的12.4%增加至1913年的16.9%，但他错就错在认为这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使其质量下降。
德国的情况再一次因为其联邦体制而变得复杂。联邦州在直接税收方面享受垄断，俾斯麦试图打破这种平衡使其倾向于国家利益，但屡屡受挫。实际上，19世纪90年代，从国家到联邦州的净额转移为平均每年3.5亿马克。因此，当联邦州（以及本地公社）可以通过引入所得税来更新其财政系统时，德国政府在19世纪90年代则几乎完全依赖旧有的消费和进口税收。与俾斯麦颇有共鸣的比洛说，它仍似“一位潦倒的旅人，顽固地敲着每个联邦州的大门，这位不速之客仅仅是在苟延残喘”。因此，德国（包括陆军和海军）有限的财政来源主要是靠间接税。所以，军费开支增长的同时，关税也在增长；但是由于社会民主党成功地利用了人民对于“亲爱的面包”和“军国主义”相结合政策的普遍不满，政府不久便被迫考虑在国家层次上引入财产税。与许多德国右翼势力的设想相反，在陆军和海军方面增加开支实际上有利于德国社会民主党，该党的支持者都受累退税制的波及。而对右翼而言，经济利益与政党路线相违背，而且在此基础上的联合也因情况而变，以至于那些1912年拥护直接税收的商业集团（如工业者联盟）次年便谴责其落差过大。更重要的是，同样的争论出现在宪法的改革上：不仅存在于特殊主义者和集权问题的拥护者之间，还存在于皇家特权的保卫者以及增强议会力量的支持者之间。在这场争辩中，为了强调宪法的意义，经济利益常常被夸大。最终，这场辩论以妥协各个政党的基本历史立场——中央党的反普鲁士主义立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反军国主义立场、民族自由党的反社会主义立场以及保守党的支持政府主义立场——而告终。
因此，1912年前的德国国内政治大多呈现出预算僵局：各联邦州拒绝德国政府享有直接税收收益份额；财政部企图核对竞争部门的开支，但也无果；政府被迫与德国国会在财政问题上争执不休，德国国会的各党派之间也在税收问题上合不来。社会民主党在1912年选举中大获全胜，其实行的旨在为《1913年军事法案》提供资金的两项直接税收新措施常被历史学家解读为僵局的高潮事件；但他们对帝国是处在“转折点”，扎进了“死胡同”，还是面临“潜在的危机”意见并不一致。的确，1912年的选举改变了这种气氛，一位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颇有见地，将其描述为“人民为了反抗间接税收的扩大而进行的伟大示威”。在这次意义非凡的改组中，国家自由党人与中央党、“左翼”自由进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一道呼吁，到1913年4月，建立一个帝国层面的“普遍财产税”制度（即所谓的《巴塞曼–埃莎贝格尔决议》，该决议以民族自由党领袖以及中央党领袖的名字命名）。的确，国家自由党人甚至声称新税收政策应当年年更新，并决心重拾累退糖税；此外，他们还为1909年遗产税的延期法案奔走呼告，这些都旨在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决议提供支持。另一个显著变化，是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在支持军费开支扩大化这一事宜上达成了共同意愿。对于中央党来说，这反映了埃莎贝格尔从反对殖民地花销到支持海军开支的转变；而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正如其1912年那份措辞严谨的声明中所言，“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一贯不会为军国主义贡献一个人、一分钱。但是……如果我们要承担起使直接税收代替间接税收的责任，那么我们愿意投票赞成直接税收。”1913年发生的事件也可以被视为德国政府扭转对联邦州的财政劣势的关键点。诚然，贝特曼坚信《巴塞曼–埃莎贝格尔决议》煽动起了很高的政治赌注。联邦州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接受由政府提出的帝国资本增值税，二是“推动帝国（此外还有联邦州）的政策转变，在资产阶级政党之间造成无法弥补的分裂；并且如果施加在政府和其政策上的影响向激进方向转变——可能与德国政治传统以及独立联邦州相决裂——其所造成的结果就会是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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