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匈帝国的双轨制体系也被同样的问题所困扰。本质上，1867年奥地利和匈牙利之间通过协议在外交和防御政策上达成了共识：实际上，这已经是双方所能达成的所有合作了，因为军费预算已经达到共同预算总额的96%。奥地利和匈牙利两国的国家总开支（单独和普通花销总和）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呈上升趋势：从约11%（1895~1902年）上升到19%（1913年）——按照平均每年3.2%的增速平稳增长。然而，比起“联合”开支，两国各自开支的增速则要快得多：1868~1913年，两国的联合预算增长了4.3倍；但匈牙利的预算增幅是7.9倍，奥地利则是10.6倍。结果就是，作为联合预算中最为重要的军事开支受到了压制：如我们所见，尽管海军建设以及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需要花费大量资金，但在1913年，军事开支占联合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也只有2.8%。奥地利的国防预算从占国家开支的24%（1870年）跌至16%（1910年），然而铁路建设开支却从4%攀升至27%。匈牙利预算中仅有12%用于国防。1914年5月，经过粗略计算，奥地利社会主义报刊《工人报》做了针锋相对的抨击：
我们花在军备上的钱是德国的一半，然而我们的净产值仅仅是德国的1/6。换言之，从比例上看，我们比德国在军备上多花了3倍的钱。我们必须以贫穷和饥饿为代价，来维持大国的角色吗？
然而，奥匈帝国确实在设法跻身强国的行列。正如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在其《没有个性的人》（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一书中描述的：“即便已在军队建设上花费巨额款项，也仅仅能确保自己在强国中不是最差的。”
税收
有两种方式可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开支，这两种方式都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其中一种方式是通过提高税收来增加公共收益。但问题是，到底该提高间接税收（主要形式为面包、啤酒等的消费税）还是直接税收（针对高收入和财产所征收的税）呢？
早在1846年，英国就与贸易保护主义决裂，并且比其他国家坚持的时间都要长。1906年，尽管张伯伦及其同僚为此寻找了一些帝国主义根据，但向进口食品课税的提案再一次被全体选民否决了。因此，富人阶层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了责任，但问题是直接税究竟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和税率来征收——统一征收、分别征收还是渐进式征收？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19世纪末的英国已经建立了完善的所得税征收制度，这要归功于小皮特在对法国的战争中对融资手段的创新，该方法后来在1842年被皮尔改造成为税收的来源。经济学家古斯塔夫·施莫勒认为，如果德国人“也能够对一种创收的途径适应得如此之好”，他们将“无比雀跃”。他这样说并不是在开玩笑。然而，在1892年以后，所得税的征收开始下降，思想传统的自由主义老古董们（如年迈的格莱斯顿）仍旧梦想着有一天这种税收会消失。为了弥补1899年以来大部分用于海军国防建设的190万英镑赤字，高慎没有选择提高所得税，而是规定资产总额高于1万英镑的应当缴纳1%的税。威廉·哈考特爵士1894年也通过征收合理的遗产税使得“死亡税”合法化。
然而，布尔战争出人意料的高花销，却促成了英国战前直接税收最大幅度的提高。例如1907年，阿斯奎思对“不劳而获”的收入（如投资）每磅征收1先令（12便士）税收，而“通过努力赚得”的收入则只征收9便士。两年后，劳合·乔治提出“人民预算”，包括对资产5000英镑以上的收入阶层征收“超级税”、对“不劳而获”的收入每英镑多征收2便士、实行土地收益税政策，旨在将收益提高8%。通过1907年和1909~1910年的预算，中央政府收入占直接税收的份额增长到了39%。截至1913年，直接税收、关税以及消费税几乎与政府总收入的份额持平，所得税每年也能带来超过4000万英镑的收益。但劳合·乔治在战前的最后一次预算中设想和展望了更多的收益增长，在所得税中每英镑再额外征收2便士，实行一项针对收入超过3000英镑群体的“新超级税”——每英镑的加价逐步攀升，直到达到2先令8便士，针对超过100万英镑的遗产征收最多20%的死亡税等。战前，自由党人似乎构思出了一种政策，该政策将枪炮（以无畏舰的形式）与黄油（以更为渐进的税收和某些社会开支等形式）独特地联系在了一起。
霍布森认为，单从财政方面来看，英国本能够通过提高税收，组建一支人数在100万到200万的军队。然而，这种观点忽略了自由主义财政政策对此施加的巨大政治影响。众所周知，自由党人承诺削减军队开支，并且不会顾及后座议员和激进媒体而轻易增加海军预算。尽管渐进的税收制度广为流行，但劳合·乔治的预算也将富有的选民拉回了保守人士的阵营，而且并非只有这些“老爷们”对“人民预算”表示反感。1910年12月，在战前的最后一次普选中，自由党和托利党都分别赢得了272个席位，因此政府为了获得多数票，不得不依靠42位工党国会议员。保守党在接下来的20场替补选举中胜出了16场，到1914年，该胜利场数降到了12场，80多位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影响力获得提高。正因如此，1914年预算不得不以终止辩论直接表决的方式决定（22名自由党人弃权，1票反对），另一税收法案因措施不当也未通过。劳合·乔治认为“所得税的增加应当按照比率拨给当地政府以补偿利率变动的损失”，但遭到了众人的强烈抗议。因此，英国的情况是，由日益增长的军备开支造成的政治分歧并不如欧陆上其他国家激烈，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国内的政治危机是英国政府在1914年选择付诸一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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