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5–4 国家负债占国民生产净值的百分比，1887~1913年
注：德国=帝国+各联邦州
资料来源：同表5–3;Hobson,“Wary Titan”,pp.505f.
英国政府的公共借债史能够回溯到18世纪，这一点可谓无可匹敌。不同于其他主要欧陆国家，虽然英国经历了一系列炮火的洗礼（直到滑铁卢战争才算告终），但是却没有失信于债券持有人，也没有通过通货膨胀的手段投机取巧（这体现了回归1819年引入的金本位制度的重要性）。因此，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实际上直到1873年），英国国债比其他欧陆国家都要高，是公共税收的10倍多；而1818~1855年，债务费用则占总支出的50%左右。这使得英国的政客们极其担心再添新债：当这一天真正到来时（正如布尔战争期间），他们着实感到不安。正如财政部要员爱德华·汉密尔顿在1907年对阿斯奎思所言，“国家不能不明不白地增加集资量。所有人在布尔战争期间都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我们现在明白了，我们在那场战争中的借债对我们的信贷造成了极大的物质损害。”
然而事实是，“统一公债”（由英国政府于1751年开始发行的长期债券，19世纪的“金边证券”）的市场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直到当时都鲜有扩大。维多利亚时期的政客在限制公共借债方面如此成功，以至于债款的总值从1815年的8亿英镑下降到100年后的6亿英镑，这书写了19世纪财政史中独特的一笔。作为国家收入的一部分，英国的公共负债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达到历史新低——只有28%，远远少于其他国家的相应数据；债款总额仅是总税收的3倍，还款额度也只占总开支的10%。此外，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复杂的资金市场，由英格兰银行以及私营和股份制银行组成的非正式集团所管理，因此短期借款相对容易。
如果用现代标准来衡量，法国的公共借债额尤其高。1913年，该额度达到了国家收入的86%左右，比1887年上升了将近40%。这也是所有强国中的最高水平，因此其偿债额占中央政府开支比例也最高。这也反映了法国保持预算赤字的趋势（不管政治形势何其复杂）；20世纪，法国仅有若干年能够保持预算收支平衡，因此，与1815年相比，当时的债务不断累积，势不可当。大量的公共负债也正合那些待救济者的胃口，他们对永久年金（法国政府债券的基准；正如其名，它是无法依靠偿还而终止的）的依赖性甚至比英国那些鳏寡孤独者对统一公债的依赖性还要强。税额的削减产生了这样一种传统，从政府那里长期借钱，以获得虽然低但却稳定的利息回报。经济学家们仍旧是那些靠投资来生活的食利者，这并非偶然，这类人在19世纪的法国非常常见。
19世纪下半叶，俄国的公共负债总额也急剧攀升。1886~1913年，该数字翻了一番，从44亿卢布增长到88亿卢布。卡亨认为，国家为了给重工业扩张融资而大举借债，会导致“排挤”私营产业投资的现象——然而，与之相反的是，这种负担并非那么严重。由于俄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其负债从占国家收入的65%下降到战前的仅47%，此外，俄国的债款总额与税收的比率为2.6∶1，比法国（6.5∶1）和英国（3.3∶1）都要低。1900~1913年，偿债额在中央政府开支中占13%，略低于英国。因此，“排挤”的观点不攻自破：俄国资本市场债券占政府国债的比例从1893年的88%下降到1914年的78%。不管怎样，在国家负债中，有相当大比例的债款是向一些并没有准备对俄国的私营企业投资的外国人借入的。
德国的财政学遵循着一条基本原则：不论是额外开支（诸如军费）还是“有所回报”的开支（如国有企业投资），都更多地依赖借债，而非当期收入。有人认为，在和平时期建造海军力量需要“支付利息”，因此，提尔皮茨海军战略的资金筹措便有了正当的理由。1891~1895年的5年内，海军军费每年为8600万马克；而1901~1905年这5年，海军军费一跃增长到2.28亿马克。军费的开支也拉动了德国负债的增长：从11亿马克上升到23亿马克。1901~1907年，德国总收益平均有15%来自借债；1905年，这一收入来源则超过了1/5。偿债的费用占德国总支出的份额成比例地增长，这也导致了许多人对政策的不满：“为了国家债权人的利益，百姓变成了息奴。”此外，德国的长期赤字导致了短期债务的增长，从占总债款的4%上升到9%。
德国的情况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国家债务与政府的另外两个层级——州和城市的债款同步上升。实际上，这3个层级在资本市场上是相互竞争的关系。1890年，国家总债款为13亿马克，仅略高于城市级别的债款（10亿马克）。联邦州的综合借债额为92亿，是普鲁士的2/3。因此，排挤现象有可能会随之产生。1896~1913年，私营机构债券发行量增加了166%；1901年后，私营机构债券发行平均占到所有股市债券票面价值的45%~50%。截至1913年，公共机构债务总额上升至328亿马克，其中一半以上是国债，16%由国家发行，剩下的则归属城市。不同于英法两国，为了给公共机构借债融资，德国需要国外的支持。1913年的公共总债款中，几乎20%来自于国外投资者。
虽然情况极其复杂，但我们也非常有必要将德国的债务负担弄清楚。战争前夕，公共债务总额差不多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60%。1913年，逐渐上升的还债压力已经占到了公共开支总额的11%。如果将协约国中央政府的负债情况与德国国家和各州的综合情况加以对比（如表5–4所示），我们会发现，后者实际上比俄国和法国的还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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