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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悲悯_[英]尼尔·弗格森【完结】(57)

  奥匈帝国同样对逐渐逼近的财政灾难深感忧虑。正如荷尔斯泰因19世纪80年代末向德国呈交的一份报告中写的,“尽管施行了一系列新税收政策,预算的平衡仍旧只是个‘虔诚的愿望’。与此同时,他们还在乐此不疲地继续借钱……”经济学家E·伯姆–巴维尔克坚称,双君主立宪制“已入不敷出”。不用说,奥地利人对匈牙利人支付债务的方式一直心怀戚戚:匈牙利每年偿债的数额都按照统一的额度——290万荷兰盾,而其西边的奥地利人则要为任何可能的新借债而劳神。然而,这些暂时性的焦虑再一次显得有些过头了。实际上,1913年,公共借债的总额还不及国家收入的40%。与1867年前相比,这在财政上已经算是相当节制了。1907年,奥地利的还债额仅是其支出的14%,而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这一数字高达33%。

  总而言之,军备竞赛对于公共借债的影响并不重要:有时,尽管军费确实增加了,但债务负担却下降了。然而,有些人还是为政府债务的绝对增长一筹莫展。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借债金额的增长,这一点可以通过政府债券的价格(或获利)来衡量。

  在19世纪,国际债券市场已经演变成对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动向格外敏感的晴雨表。1900年年初,投资基金(大部分是西方世界有产阶层的存款)的流动性巨大,虽然与其当时的政治影响力仍不成比例,但其巨大的波动起伏值得历史学家对此更多关注。这是个相对而言有效率的市场,购买和售出的个人和机构在1914年为数众多,而交易成本也相对较低。此外,由于国际沟通方面的重大突破——特别是电报的使用——使得该市场能够及时获取政策信息。1890年左右,债券价格的下降——或者是获利的增加——被广泛认为是财政“过度膨胀”的象征(如表5–5所示)。

  表5–5 欧洲主要债券价格,1896~1914年

  资料来源:Economist(每周收盘价格).

  实际上,造成债券价格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通货膨胀:由黄金产量的增加,以及造成纸币及非现金交易方式(特别是跨行结算)增加的银行业务的飞速发展而引起的货币现象;然而,也有人将债券获利的增长诠释为市场对懒散的财政政策的抵制现象。只有当公共机构的债券发行通过在资本市场上与私营机构的债权相竞争,全面推动借款成本上升时,这种说法才成立——正如发生在德国的情况。然而,许多国家的政府(甚至英国也是其中之一)通过对“左翼”和右翼的批评,来平息对无节制财政的谴责。表5–6告诉我们,债券收益上升是普遍存在的现象;然而,更重要的是,不同国家的债券获利存在明显的不同和“差距”。这些获利差距不仅真实地展现了关于财政政策的市场评估,更表现了稳定政局和外交政策方面的市场评估,毕竟改革、战争和破产之间一直存在共通的危险性。或许在经历了1904~1905年的战争,以及经济、政治上更为普遍的“滞后”问题后,俄国会不出所料地被认为是所有强国中信贷风险等级最高的国家。更让人吃惊的是,尽管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德国与英法两国的债券获利却出奇地相似。这种现象不能被简单解释为德国的私营部门在柏林的资本市场上有更大的需求(并且无论如何,投资者们一般会在不同政府的债券间做选择,而非选择工业证券或债券),伦敦也是一样。简而言之,投资者们认为威廉德国在经济上的实力不及其西方对手。

  表5–6 主要国家的债券获利,1911~1914年

  资料来源:Economist(英国每月平均价格).

  《经济学人》等金融杂志更为直观地向我们提供了一周和一月时间内债券价格的走向。出于一些历史原因,不同国家的债券的名义利息不同: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英国的统一国债支付3%的利息,但在1888年和1903年,这一比率分别下降到2.75%和2.5%。截至19世纪90年代,英国和法国的债券支付3%的利息,但俄国则为4%,其在1905年后发行的新债券更是达到了5%。当然,当时的投资者普遍对债券的获利更感兴趣,出价根据每个国家各自的还债能力也或高或低。为了便于比较,我假设每个国家的付息率皆为3%,并从获利比率和债券价格方面对其进行重新计算。图5–4揭示了1900~1914年经过重新计算的英国统一公债每月平均价格;图5–5则是同时期法国、德国和俄国债券的每周收盘价格,其中对俄国的价格做了类似的重新计算。

  德国的债券比英国和法国的债券价格低很多,平均大概低10%。尽管技术层面的困难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但从根本上看,债券价格差距反映了德国债券较英国相比,具有更高的可感知的风险。德国与俄国之间的债券价格差异也同样明显:在日俄战争及后续发生的革命期间,这种差异迅速扩大,这不足为奇;但截至1910年,两国间的落差又缩小到甚至比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差距还要小。不止英国和法国拥有优于德国的信贷风险,就在比洛下台后不久,德国的4%帝国债券价格跌至比意大利的3.5%债券还要低。

  当时的人们并非没有注意到这一点。1909~1910年,德国和普鲁士共计发行12.8亿债券,这使得许多观察家,包括财政部政务次长阿道夫·韦穆特,做出了如下总结:德国的“财政武装”无法与其“军事武装”相媲美。德国提高获利的问题尤其让诸如沃伯格这样的国际银行家挠头。1903年,在比洛的教唆下,沃伯格试图在用餐后与德皇进行一次交谈,但却被后者一句自信的保证打发了:“最先破产完蛋的肯定是俄国人。”1912年,沃伯格上书全体德国银行家代表大会,名为《适合我们与不适合我们的提高国债的方法》;次年,经济学家奥托·施瓦茨反驳了德皇早期的言论,并断言德国现在的财政情况要落后于俄国。1908年德国一项新的高利润贷款也遭到一些人的质疑,被戏称为“战争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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