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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悲悯_[英]尼尔·弗格森【完结】(60)

  诚然,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内因素的分析已成老调重弹。然而,我们必须从另一个角度(除了国内的政治因素之外)重新审视战争的国内诱因:因为德国的财力限制了其军事实力,而这也或许是德国总参谋部在1914年所要思考的关键问题。

  鲁登道夫的悖论

  德国能否缓解在财力方面的“吃紧”现象?两项统计显示,如果不是因为政治僵局,在经济上还是能够实现的。《1913年军事法案》设想5年中增兵11.7万人,支出19亿马克,包括1913年预算中的5.12亿马克的额外负担。相应地,鲁登道夫在其《大备忘录》中的最终计划是在5年内增兵30万人,支出49亿马克;这就是说,1913~1914年,军事开支又额外增加了8.64亿马克。而这将会导致德国的国防预算在绝对值上超过俄国约33%;但是相对来看,不管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这一数字可能会上升到5.1%)还是占公共总开支的份额上,德国的开支额度并非明显高于其他国家。

  要为这些开销付账也并不是没有办法。即便这些增长的额度仅通过借债来偿还,德国的债款仍然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小部分,低于法国和俄国;偿债额也仅是非地方支出的一小部分,同样低于法国和英国。如果国防费用从9.96亿马克增至25.54亿马克,并且资本增值税的年度收益从1亿马克升至4.69亿马克——或者如果设法创造额外的直接税收——单是直接税收便可足够偿还债款。而这将能够使德国的直接税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英国的水准(3.3%),并继续降低其在公共开支中的比重。换言之,尽管政治上具有不可变更性,鲁登道夫备忘录中暗含的增加军费开支的意图却是在经济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进行考量的,正如德国的对手们的预算所限定的那样。在此还需要强调一点,即在短时间内,德国国家银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也能够缓解新增军费开支的负担。在经济低迷时期,国家银行曾一度囤积黄金;它本可以在不损及其最低准备比率的情况下,相当容易地购买到大量国债,但它没有这样做。

  历史学家们并非普遍认为以上这些与实际相悖的假设都是合理的。然而,我们可以通过1914年7月之后发生的事实来验证这一点。正如我们所见,战争一爆发,国防支出的财政和货币限制迅速实现突破,显示了德国未雨绸缪的能力。1917年,公共总开支上升至国民生产总值的70%,德国迅速扩大其收益和开支份额,同时国家银行也在战时通过政府提供高级别的短期贷款进行支援。此时,产量的减少和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自然开始将德国经济实力的有限性暴露出来。但事实上,德国在3年的时间里能够均衡维持3条战线的开支,这表明德国本可以用更少的代价避免战争。然而,如果没有由战争而产生的国家凝聚力,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事实也证实了威廉德国备受争议的军国主义的弱点。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1914年7月之前,德国的高额军费——换言之,其更深厚的军国主义特质——不会使这个国家成为战争的始作俑者,反而将有可能阻止战争的发生。

  第六章 人类的末日——1914年6月28日~8月4日

  为何是波斯尼亚?

  对外交历史学家来说,政治家和研究者最关注的难题的所有答案,都在1914年集中爆发了:“东方问题”——旨在将奥斯曼帝国逐出欧洲的旷日持久的作战,将各国的相互对抗和巴尔干民族主义一并卷入。而问题是,哪个国家将步土耳其的后尘呢?在这场占据了19世纪大多数时间的战争中,俄国是最雄心勃勃的国家,与它纠葛不断、最为棘手的对手是奥地利,而英法两国则是伺机而动,与俄国针锋相对。“近东”(与“中东”“远东”相区分,不应混淆)地区的确是海战的便利场所——没有哪里能够让英国舰队如此轻易地从直布罗陀海峡隆隆挺进达达尼尔海峡——但这里并不宜屯兵,正如人们在1854~1855年的塞瓦斯托波尔以及60年后的加利波利所遭遇的一样。俄国人在1877年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他们开赴君士坦丁堡的先头部队止步普列文,因此避免了第二次克里米亚战争的发生。

  纵观19世纪的历史舞台,我们会发现鲜有奥地利和德国的身影。俾斯麦明智地保存了其波美拉尼亚核心精锐部队的实力,以备北境之战的不时之需。然而在世纪之交,各国之间发生了一次关系重组。随着俄国海军渐渐淡出黑海,英国也逐渐丧失了控制黑海海峡的兴趣。而另一方面,德国则对土耳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产生了兴趣,规划的柏林–巴格达铁路正是这一重心倾斜的象征。抑或更为重要的是,19世纪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夺取(或被给予)独立主权的巴尔干国家,开始寻求更为进取和自主的政策。1886年,当保加利亚国王试图实行自己的政策时(即便这个缔造“大保加利亚”的政策与俄国自己的政策如出一辙),俄国完全可能对其进行惩治。塞尔维亚政府同样没有对俄国政府言听计从。塞尔维亚人于20世纪初期试图在巴尔干地区达成的伟业,与19世纪20年代希腊在伯罗奔尼撒半岛、19世纪30年代比利时在佛兰德斯地区、19世纪50年代皮埃蒙特在意大利以及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在德国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都打着“南斯拉夫”民族主义的旗帜,实则旨在扩张自己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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