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丸小国获取独立或扩张领土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强国政策的喜怒哀乐。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提出了“五国联合”的概念，而正是这些强国之间的平衡或失衡，直接决定了小国的命运。因此，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在19世纪20年代（在一定程度上）成功打击了土耳其人的事实，实际上也是在按照诸强国的意愿行事。按照1830年达成的国际共识，希腊摇身一变成为德国国王手下温驯的君主国，这也是新兴国家诞生的典型案例。19世纪30年代，类似的事件再次上演，保加利亚人脱离了荷兰的统治。直到1839年，各国在利益纷争上终于趋同，标志这一和谐立场的重大事件便是在新兴国家的中立化上达成的一致。1856年，罗马尼亚脱离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各省实现独立，为克里米亚纷争画上了句号。
相比较之下，皮埃蒙特和普鲁士却是从国际上的争端和各国丝毫不感兴趣的事情中渔翁得利。正是由于拿破仑三世出手相助，加富尔伯爵才将其北意大利联盟收入囊中；在这之后，获得教皇国、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地区也只是极少数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加里波第千人军团——屈指可数的一个胜利。普鲁士能够通过在局部地区击败丹麦、奥地利和法国而建立德意志帝国，正是由于英国和俄国对此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保加利亚的独立是俄国在面临英国干预的威胁下精心策划而成的，包括之后鲁里坦尼亚王国式的短命小国东鲁米利亚以及奥斯曼帝国在马其顿的持续统治也是如此。其后，挪威悄无声息地脱离了瑞典，获得独立。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民族主义革命潜力的局限性，即所有新兴国家皆为君主政体。在欧洲，只有两个国家是以共和国的面貌出现的，即1870年的法国和1910年的葡萄牙，而这两个国家同样得到了长久的发展。
然而，这些新兴国家中没有一个能够保持其种族的单一性，它们同样也不是马志尼[1]幻想中的民族国家。比利时就像是各种语言汇聚一堂的大熔炉；罗马尼亚境外同样居住着数量可观的罗马尼亚人；在意大利，也很少有人在语言或者认同感方面觉得自己是一名意大利人（尤其是南意大利地区，因为那里已经变成了皮埃蒙特殖民地）；近1000万德国人居住在德国边界线之外（正如那些在外杂居的波兰人和丹麦人一样），因此，只能说明德国仅是一个联邦，它还不能算是一个民族统一的国家。此外，在众多成功的建国案例中，只有一个失败的例子：爱尔兰甚至没有办法赢回自己的议会（即所谓的“地方自治”），但在战争爆发时这个目标几近实现。波兰人民的英雄式渴望始终被俄国和普鲁士所打压，具体可分为4次：1772年，1793年，1795年和1815年；1830年和1863年，波兰曾经两度争取主权，但却遭到沙皇军队的无情打压，最终失败。对于不得不忍受匈牙利人那丝毫不容妥协的民族沙文主义的克罗地亚人、罗马尼亚人和德国人来说，自治政府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其他一些少数民族更是被俄国的魔爪牢牢束缚着，包括芬兰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乌克兰人等。大西洋彼岸，美利坚合众国正如新星般冉冉升起，但其南部联邦最终还是没能赢回自己的独立主权。
当然，也有一些少数民族在1914年并不期许本国的独立，但有一些之后还是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例如奥匈帝国的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在那里生存的犹太人（少数拥护犹太复国主义者除外）。在其他多民族王国中，苏格兰人是典型代表。很显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联合王国和帝国谋得不少物质利益，甚至连捷克人都把他们看作是可悲的缺乏民族自豪感的人。在一场斯拉维和阿伯丁之间的球赛结束后的招待会上（《好兵帅克》的作者哈谢克对此的描写让人难忘），捷克作为主人，试图与其苏格兰客人进行文化交流，因此向他们介绍了“捷克人民觉醒”的历史，介绍了如胡斯、哈夫利切克和约翰·内波穆克等捷克民族英雄，并演奏捷克国歌。然而这些苏格兰人，似乎对金钱利益之外的国家利益丝毫不感兴趣，他们还以为哈夫利切克是斯拉维的前国脚，并放开嗓门高歌“一首关于士兵美丽情人的庸俗歌曲”。
最后，我们也不该忘记那些一直存在的非同寻常的国家，以及以实际行动定义民族主义基本原则的小国家，如作为多语言联邦的瑞士，以及享有与比利时相同国际地位、面积甚小却独立自主的直辖领地卢森堡。对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个宗教上并不统一的国家来说，民族主义并不是维持其生存的决定性因素。起先，它从属于奥斯曼帝国；1878年柏林议会将其划至奥匈帝国的统辖范围；1908年，它正式归属于哈布斯堡王朝（作为奥匈帝国财政部“共同”控制的王室领地）。
大批奥地利的士兵和官僚蜂拥至波斯尼亚，他们控制了境内盗贼的猖獗行为；他们建造了200所小学、1000千米的铁路和长达2000千米的公路；他们在提高农业生产方面也有所尝试，但以失败告终（出于增产目的，他们曾经给村庄派送公猪，但很不幸的是它们却成为圣诞节晚宴的菜肴）。1910年，他们成立了波斯尼亚议会。他们甚至试图劝说境内的三股宗教势力形成合力以及统一的“波斯尼亚人”认同感，但最后也是徒劳。东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的唯一的共同点，是它们都对奥地利的统治不屑一顾；的确，每个宗教团体中都有成员加入学生恐怖集团“青年波斯尼亚”组织。奥地利人对他们的钳制越发严格，这些年轻的恐怖分子的反抗意识就越发强烈。当弗朗西斯·斐迪南大公决定于7月28日携其妻索菲访问萨拉热窝时（不仅时值维迪丹国家节日，还是科索沃战役的周年纪念日），该组织的成员们就已经密谋对其进行暗杀了。在第二次行动中，在这条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大街拐角处，“青年波斯尼亚”组织中的一员——身患肺结核病、面色苍白的塞尔维亚学生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得手了。这场暗杀并非塞尔维亚政府所为，然而普林西普和他的同伴无疑接受了来自泛塞尔维亚组织——“黑手”的援助，而该组织与塞尔维亚军情处首领阿皮斯上校也有所关联。阿皮斯的上司们深知，通过与军事上更胜一筹的奥匈帝国开战而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划入自己领土的概率微乎其微。而另一方面，他们同样认为，一场欧陆大战会助他们一臂之力。一位塞尔维亚记者于1898年（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前夕）在贝尔格莱德向一位英国大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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