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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悲悯_[英]尼尔·弗格森【完结】(88)

  与此相反的是,除了强调传统的服从命令的精神之外,对士兵们的其他引导和教化极为有限。直到战争快结束,媒体才开始重视对敌国士兵情绪和意志的影响。1917年7月,法国特工秘密将一批伪造的德国报纸(如《法兰克福汇报》)运送至德国。英国情报机构也采用了类似的手段,但直到诺思克利夫到情报部任职,该手段才受到公众的关注,从1918年7月开始的6个月内,将近2000万份名为“你好家乡”的传单飘落在撤退的德国部队中,传单上涉及德国部队的具体伤亡情况以及德国与其盟国关系的断裂等实情。

  同盟国倒是没有做出相应的尝试。德国人还是更倾向于通过名誉负责人投资的形式进行贿赂,对中立国家的和平主义报刊进行渗透。法国类似案件的主角为《新闻报》,该家报纸收取了德国方面约1000万法郎的好处;《国家报》,这家于1917年新成立的报纸将约瑟夫·卡约与德国协商和解的愿望发扬光大;《红帽子报》,其出版商和编辑统统被捕,并于1917年被判处叛国罪(有一位在狱中自杀身亡,另外一人则被处决)。

  独立宣传

  由此可见,所谓的宣传其实仅局限在政府宣传。但事实上,许多战时宣传并非出自政府机构,而是一些匿名的组织或个人。因此在很多情况下,上述机构并非全权负责并垄断该领域。这种情况在电影院——由于被视为是最昂贵的媒体,因而大多数电影也被认为由政府控制并主导——的案例中可以很好地体现出来。议会征兵委员会确实属于政府机构吗?这个设想还有待商榷——因为该机构工作的开展是基于诸位国会议员及其他公共人物的基础之上。然而,正是这样一个组织(而非陆军部),于1915年授权制作了征募电影《你!》。诚然,陆军部在战争开始之前便已经着手利用电影院来吸引兵源了,并授权制作了《英国军队电影》(1914),但其结果无外乎使得英国战争电影专题委员会更为活跃——该委员会为独立的制作公司组成的联合企业,向陆军部购买在前线拍电影的权限,之后将拍摄的片子卖给政府做宣传使用。第一部以该形式拍摄的纪录片——《整装待发的英国》——于1915年12月搬上荧屏。随后,《索姆河战役》(1916年8月)与《德国的撤退与阿拉斯战役》(1917年6月)两部纪录片相继问世。在对影片的纪实风格施加影响方面,陆军部表现出冷淡的态度,对此毫无作为。除了遵从从1917年5月开始实行的两周制作一个新闻短片的规定,英国的制片人在1915~1918年期间共制作了大约240部电影。但政府部门直接参与制作的比例非常小——当时的英国电影制片人总是巴望着国家能给予补助。

  在德国,那些所谓的“灰色领域”电影,如《马克斯如何赢得铁十字勋章》、《荣誉之地》以及《遍地德国》等,皆由私人机构拍摄。对此,当局的激励和促进微乎其微。对外国电影的禁播与陆军部的秘密授权(1916年开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本质上,德国战争电影的拍摄还是属于自发性质的。电影制作人奥斯卡·迈斯特抓住机遇,向军事当局提议获得在战场进行拍摄的权利。由于迈斯特本人控制着在前线拍摄的许可权,“迈斯特每周新闻影片”一时间获得了几乎垄断的地位,这也让竞争者捶胸顿足。最高统帅部很久以后才开始对电影进行官方管理——1916年10月成立了军事电影与摄影部门,该机构于1917年1月发展成为摄影与电影局。当鲁登道夫于1917年下半年试图通过“爱国教育”计划加快电影宣传时,一家新兴的电影公司得到了该项授权——乌法集团(Ufa),该公司由国家和私人联合出资。战后,它一跃成为欧洲最大的私人电影公司。

  对政府干预尤其没有兴趣的是美国电影业。好莱坞自发建立了美国国家电影工业联盟,并制作了一些鼓舞人心的电影,如《战争如何降临美国》以及《德国的战争实践》。

  此外,还涌现了一批成本较低的“宣传”,它们没有任何政府参与的成分,而是由诸如弗朗西斯·扬哈斯本爵士的争取权力运动、忠实的英国子民委员会、维多利亚联盟、大英帝国联盟以及国家爱国组织中央委员会等机构完成的。德国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其泛日耳曼联盟和新祖国联盟扮演着独立的角色。在美国,搜查“内部敌人”的工作不是由司法部门完成的,而是落到了诸如美国爱国联盟、自由骑士等义务警员团体身上。这类组织在战争年代对上百件法律之外的“罪行”进行了打击,包括对那些向敌人表现出同情的嫌疑人处以私刑等。

  这场媒体大战同样是一场学术权威的媒体大战。1914年10月4日,为响应海军部的号召,93位德国知名学者、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德国媒体上公开了一份名为《致文化的世界!》的宣言,其中包括科学家马克斯·普朗克和弗里茨·哈伯,戏剧作家格哈特·豪普特曼以及经济学家卢约·布伦塔诺和古斯塔夫·施莫勒。该宣言为德国在比利时的行动进行了辩护(包括火烧卢汶),并谴责英国不应站在“野蛮”、“拥有一半亚洲血统”的俄国一边对战争进行干预。8月底,知名学者埃内斯特·哈克尔和鲁道夫·奥伊肯也在一份类似的声明中表明了立场:“战争之所以扩大成为世界大战,要归咎于英国。”此后,德国学者文化联盟以及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与赫尔曼·昂肯的《我们为何而战》(Why We Are at War)一书中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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