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而统治者安排位阶时，会有两种考虑。第一是运作考虑，即通过分等分类，在官署、官职之间建立合理的指挥、从属与监管关系，对各级官员待遇、业绩和资格实施有效管理，进而保障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维系官僚政治的正常运作。第二是身份考虑，即通过位阶系统，安排各种政治势力的身份地位，分配权势利益。后一点尤其能让人看到传统王朝与现代政府的不同：传统官僚不单是行政雇员而已，他们也是统治阶级，是利益集团。官贵有很多类型，如贵族、军人、文吏、士人、门阀等等。不同样式的位阶，把不同官贵安排于不同地位，给其不同权益，使之按不同的标准迁升，从而对某些官贵有利，而对另一些官贵不利。
所以位阶样式，可以反映政权的成分与形态。例如，重“事”的位阶只考虑劳务、薪俸，而相对忽略身份；而重“人”的位阶，则能给官僚的品位特权与等级身份以较多保障。那么位阶是重品位还是重职位，可以映射出其时的官僚身份性的强化或弱化。在贵族政治下或在官僚发生了“贵族化”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特定的品位形式，用以区分社会身份的贵贱，而不仅仅是行政级别的高低。由此形成了位阶安排上的“贵——贱”问题。又如，面向文官和面向武人的不同位阶，往往能体现文武势力的并立和消长。“文——武”首先是个职类问题，但在古代也涉及文官集团和军人集团的权势分配问题。此外还有“士——吏”问题，即士人与文法吏的问题，他们间的矛盾变迁也体现于品位安排之上。简言之，“贵贱”、“文武”和“士吏”三者关系，就是观察传统品秩位阶的主要视角。
秦汉官僚等级体制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爵一秩体制”。“爵”即二十等军功爵，“秩”即“若干石”构成的禄秩，诸如二千石、六百石之类。爵级和秩级双峰并峙，统治者通过爵与秩实现不同目的，官贵们也通过爵与秩获得不同的东西，是为“爵禄”与“吏禄”。魏晋之时九品官品又出现，意味着帝国品位结构的继续进化。
一、“庶人之有爵禄”
周朝等级制主要是“爵”。周爵有两种：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其拥有者是列国国君；由公、卿、大夫、士等爵号构成的序列，古人也叫“内爵”，是为贵族官员的等级，可视作中国最早的官阶。卿、大夫、士都是独立于职位的身份，而且各种权益礼遇大都附丽于爵级，而非附丽于职位。周代的祭祖之礼：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周代的贽见之礼：孤执皮帛，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庶人执骛。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它们都是配置在爵级之上，而不是配置在官职之上的。所以公卿大夫士的爵列，其性质是品位分等。这种以爵为本的禄位占有，我们称为“爵禄”，以与后文所云“吏禄”相对。 周爵区分贵贱，拥有公卿大夫士爵者，构成了一个高贵的阶层。周爵也区分士、吏。在拥有爵位、拥有礼乐教养的士大夫之下，还有一个卑微胥吏阶层，如府、史、胥、徒之类，他们在官府中默默承担着各种具体事务。但周爵不区分文、武，周朝的士大夫“允文允武”，既拥有礼乐教养，又有“执干戈而卫社稷”的军事责任。贵族的教养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礼、乐”属文化教养，“射、御”是军事技能，“书、数”是行政技能。战国秦汉官僚制化的历史运动，冲破了传统等级秩序，位阶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时候有两个新事物最为重要：一是军功爵制，二是禄秩。先看军功爵。各国为奖励军功，使用过各种的军功爵号：最重要的，就是秦国的二十等爵了。它始创于商鞅变法之时，当时大约有十几个爵级，到秦汉发展为20个等级。爵级上附丽着各种特权，如授予田宅，赎罪减刑、役使庶子等；还可以享受多种与平民不同的礼遇，比如爵高一级，坟头就可以多种一棵树之类。汉初依爵级而赐田宅的制度，参看下表：
军功爵首先是一种功绩激励制度。砍掉一个敌方军官的脑袋，就赐爵一级：砍掉两个，就赐爵两级。其激励士气之功是很大的，以致关东诸国称秦国是“尚首功之国”。军爵的意义又远远超过了激励士气，它用功绩制冲破了宗法贵族制，为平民提供了军功获爵、改变身份的途径，这是个划时代的变革。汉人已看到了这一点：“庶人之有爵禄，非升平之兴，盖自战国始也。”依商鞅之法，哪怕宗室成员，若无军功也要从宗室名籍中除名。周爵的获得根据贵族的传统地位和宗法身份，军功爵的予取予夺却出自专制君主，由此又促进了权力的集中化。所以学者评价说：“军爵塑造新社会。”军爵用功绩制塑造社会身份，“以皇帝为中心，把包括居住在里的庶民在内的人民，都组织到一元化的秩序中去”。
清代学者赵翼指出秦汉间是“天地一大变局”，是个“布衣将相之局”：古代分封诸侯，各国的卿大夫世袭官位，而“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一批“亡命无赖之徒”摇身一变为王朝将相，昔日的起义将士成了新贵。他们的身份标志和地位保障，就是二十等爵。 汉高祖把功绩赫赫的从龙者130多人封为列侯，还定下了“非功不侯”的规矩；同时向起义将士们普赐爵位，已有爵的再提高其爵位。据李开元先生推算，这次权益大分配中，约有60万起义将士通过赐爵而获得了田宅；以五口之家计，则军爵的受益面约300万人，占当时人口的1/5。他们获得了3亿亩耕地和1500万亩的宅地，相当全国耕地的40%。由此而形成的“军功受益阶层”，成为新政权的坚强支柱。汉高祖时，军功集团对三公九卿、王国相及郡太守等重要官职的占有率，高达96%：在惠帝和吕后时，是81%；汉文帝末年（前157年），王朝创立已近半个世纪了，军功集团对重要官职的占有率仍达50%之高。鸿门宴上生吞豕肩的樊哙，封舞阳侯；后来立下了除吕安刘之功的周勃，封绛侯；最初的两位丞相萧何、曹参，一封酂侯，一封平阳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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