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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峰与波谷_阎步克【完结】(18)

  图六:汉代石刻所见上计史

  今犹可见的汉代简牍中,能看到形形色色的行政文书。尹湾汉简中,有西汉后期东海郡的《集簿》,即统计文书;还有《吏员簿》、《名籍》、《属吏设置簿》,是官吏的各种名册;还有《兵车器集簿》,是库房的物品帐本。这些珍贵的第一手材料给学者的印象是,汉朝行政管理水准,某些方面比过去估计的更高、更完备。

  以皇帝名义发布的公文书,其体裁有“策”,是用来封授褒奖的,有“制”和“诏”,是用来发布政令的;还有“救”,这种文书具有告诫、督责、敦促的性质。至于臣下的文书,向君主陈事谢恩的叫“章”,专门用于陈事的叫“奏”,用于陈情的叫“表”,用于议政的叫“议”,各有其名。公文书的制作、传发、保管各个环节,都形成了严密制度。皇帝的诏书由尚书郎起草,再经尚书令史缮写,经尚书令的审核,即上呈皇帝。皇帝若是认可了,就在诏书上画个朱钩,或写上“可”、“闻”等字样,再缮写一遍,封以御玺和尚书令印,然后由尚书发往丞相、御史府(或三公府)。而丞相、御史(或三公),还要再加审核、签署:若发现不妥,可以封还诏书。在此之后,诏书才能正式下达。这么一来,一份诏书就经过了多次审核,提供了反复推敲以减少纰漏的机会。汉末“清议”风潮中,汉灵帝下诏逮捕拷问“党人”李膺,诏书下达三公府,被太尉陈蕃毅然封还,不肯平署。这实际就是唐代门下省“封驳”之制的起源。

  敦煌发现的汉简

  公文书要用印玺封缄,即在缚系文书的绳结处填上封泥,由负责的官员把印盖在封泥上。秦汉的很多封泥流传到了后世。90年代后期在西安,就又发现了两千多块秦封泥。封泥上的官名,成了后人了解当时官制的宝贵材料。重要的文书有两封、三封的,以加强保密性。重要文书要装在口袋里,诏书用的是青布口袋,军情文书则用红白口袋。公文书的传递称为“行书”,由邮、享、驿等负责传送。根据重要程度和紧急程度的不同,不同公文书一昼夜的传送里程有不同的规定,如昼夜160里、180里等等,还有日行千里以上的。有些公文书规定要由长官亲启,或必须在长官面前拆封。文书发往有关郡国、官署后,如有必要的话,各郡国、官署就继续缮写下发。 西汉长安未央殿的北侧有个“石渠阁”,据说是萧何所建,从秦朝弄来的律令图书,后来就保

  存在这里。东汉洛阳南宫有个“东观”,据说高阁十二间,里面也藏有丰富的诏令章奏。御史大夫的官署在“兰台”,也保存了一批图籍秘书。王朝遇到棘手的事变,往往要去查阅“故事”。“故事”即指档案文书,或档案文书中所记载的法律法令和成规旧例。汉廷非常重视“故事”,君臣议政动辄引证“故事”。有一种官叫“掌故”,官称就取义于掌管“故事”。东汉顺帝打算封其奶妈宋娥为山阳君,而尚书左雄却说,经过查阅尚书省的“故事”,其中并没有给奶妈封爵授邑的制度。故事中没有,这就是反对的理由。档案故事的制度,使政治经验和行政规则得以代代相传。公文书的运行也就是各种指令、情报的流动,在这个信息流动的网络中占据了关节点的位置,也就等于占有了一种权力、进而是一种政治地位。尚书最初不过是4名传发书奏的小吏,然而因其处理文书之责,在君主和朝臣间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所以就由4名书吏,最终发展为政务之总汇、天下之枢机了。西汉昭帝、宣帝时的霍光,就是通过“领尚书事”的头衔把尚书机构抓在了手里,从而保证了大权在握。霍光还规定,臣民上书均须两份,其一为副本:领尚书事者先看副本,若认为不妥,则正本就不再上呈皇帝了。这办法便于权臣擅政却不利于君主独断,所以霍光死后,汉宜帝就下令“去副封以防壅蔽”。东汉多次出现太后摄政临朝,这时候群臣上书也得多抄一份儿,一呈太后,一呈皇帝。可见政治的变动,经常影响到文书制度的变动。反过来说,文书制度的变动竟关涉于政治变动,那么文书的政治意义,就灼然可见了。

  第四章

  爵禄与吏禄

  帝国是一个等级金字塔,官僚制的结构是分科分层。等级管理是通过品秩位阶实现的,针对于“事”和“人”两个方面:把官署和官职划分为不同等级类型,依此配置职能、权力和资源,以构成行政体制,把官吏划分为不同的等级类型,依此提供薪俸、确定待遇、赋予地位和身份,以实施人员管理。总之品秩的功能,就是为官职分等分类,为官员分等分类。

  等级安排有两种基本形式,即“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品位分等是以“人”为中心的,是给“人”分等,或说在职位等级外,另行为官员个人设有位阶;而职位分等是以“事”为中心的,是给“职”分等;这种体制不为官员个人设级别,他被安排在什么职位,就是什么级别。历史上较早出现的官阶制,大多属“品位分等”,因为越传统的社会越重身份,而在身份被制度化了的时候,就体现为个人的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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