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俸额做官阶等级的办法，是从哪儿发展出来的呢？我们可以追溯到周代“稍食”。周代的卿大夫士之下，还有一大批无爵的胥吏，他们按月领取的口粮（及衣装等），称“稍食”。稍食是“短时段”的，一月一发放；而且是按劳取酬的，在年底和月底通过考课分等，按任务轻重、干事多少来发放。事繁任重则稍食就发得多，则稍食的额度，实际就是胥吏的等级。卿大夫拥有采邑，也就领有了土地人民。领有土地人民就是主子。“君，有地之称也”，卿大夫在采邑中就是“君”。而胥吏却是一个卑微的阶层。“吏”好比是打工仔，自己没一块地，只好到人家帮忙干活。秦汉禄秩，也用谷物的数量为官员分等，也按月发放月俸，其实就源于周代稍食。周爵的公、卿、大夫、士等爵称，来自人之尊称，是宗法贵族的等级标志：二十军功爵的爵称，来自军职之称，是军功新贵的身份标志；而禄秩用俸禄额度做秩名，它是文法吏的身份标志，可称“吏禄”。谁用“若干石”做官阶，谁就是“吏”。战国禄秩的推广，与文法吏的崛起是同一历史进程。秦汉禄秩用“若干石”的俸额做秩级，这是极有特色的：然而为什么如此，两千年来没人问个究竟。不过现在，我们能够提供一个解答了，答案就是禄秩源于稍食。
稍食原是胥吏的报酬和等级，所以“若干石”的禄秩，最初也只用于低级官吏。商鞅变法时所见最高秩级只是千石，秦统一前后才出现了二千石。由张家山汉墓出土《秩律》，可知汉初禄秩有11级，最高仍是二千石，最低为一百二十石，同时还存在着二百五十石、一百六十石这样带零头的秩级。到了汉武帝的时候，二千石中又分化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诸秩，丞相和御史大夫事实上也形成了两个秩级；与此同时，禄秩低端那些带零头的秩级，销声匿迹了。西汉中期的王朝禄秩约有21级：丞相、御史大夫、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八百石、比八百石、六百石、比六百石、五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百石、比百石。
不难看到：战国秦汉间禄秩序列的高端在不断向上伸展，这个段落的秩级在繁衍析分，而禄秩低端的秩级则趋简化。这说明更高等级的官职也用禄秩标示地位了，或者说用“吏”的方式加以管理了。在禄秩序列向上伸展的同时，它还有个横向扩张的过程：一些起初不用禄秩标志等级的职类，例如皇帝的侍从、侍卫，文学之官和军官等等，逐渐通过“比”于“若干石”的办法，而被纳入了禄秩的适用范围。这就是汉代禄秩中那些称“比”的秩级，即若比二千石、比六百石之类秩级的来源。“比秩”的形成，大约在汉武帝前后。这就意味着，更多职类的官职，也被王朝按“吏”的方式加以管理了。从制度史角度看，“人”也是制度塑造的：同一批人，用贵族待遇对待之，他们就有了贵族的性格；用吏员手段管理之，他们就有了吏员的性格。总之，禄秩序列的纵向伸展和横向扩张，说明更高、更多的官吏，都被王朝用“吏”的形象来定性定位了。秦汉帝国的政治精神，正是“以吏治天下”。
在最初秩级跟俸额大约是相同的，二百石秩就发二百石粮食，三百石秩就发三百石粮食。不过国家的薪体往往因时而异，而官阶却须保持长期稳定。所以“若干石”的秩级，跟实际的体额逐渐分离了，二千石官未必年俸二千石，六百石官也未必年体六百石。然而这“若干石”的秩名有如胎记，透露了其最初的来源。西汉俸禄是发钱的，丞相月俸6万钱，真二千石月钱二万，二千石月万六千；东汉三公月俸350斛，二千石月俸120斛，折成“半钱半谷”发放。
秩与爵还有一个很大不同：无论周爵还是军爵，它们都是个人的品位，而不是官职的等级；秦汉禄秩的性质却相当不同，它是官职的等级。禄秩所标志的是职位高低，而不是个人的品位高低：若无职位，则官员个人无品级可言。某位有爵者没有了官职，其爵位并不丧失；而某位郡守被解免，“二千石”的秩级就非其所有了。禄秩是附丽于职位的，居其职方有其秩，居其职则从其秩。这一点还可从如下事实中看清：汉代官僚在因病或为父母服丧而一度离职后，再度入仕之时，王朝可以不管他们先前的秩级。东汉中二千石的河南尹李咸，为母服丧三年后再仕，只做了六百石的尚书：六百石的县令鲜于璜为父服丧三年，再仕时被任命为百石的州从事。显然，汉代的官僚一旦失去职位，原先的秩级就丧失了，秩级不跟人走，因职位而定，做什么官就是什么级。由此可以判定，禄秩具有浓厚的“职位分等”色彩。在禄秩所支配的等级秩序下，官可大可小，人能上能下，这与跟后代的官场是不一样的。
职位分等是“以事为本”的，强调按劳取酬、同工同酬，注重行政效率：而品位分等是“以人为本”的，它对官僚个人的品位权益有更多的保障。越传统的社会越重身份，身份往往体现为“品位”。
所以“品位分等”不光是一种技术安排，也经常变成了一种身份安排。在帝制时代，过分优厚的品位待遇，往往跟官僚的身份、特权、自主性甚至贵族化，息息相关。而秦汉之时，新式官僚登上历史舞台为时不久，还没来得及积累出各种特权；禄秩这种官阶对官僚品位特权的保障，也是比较小的。禄秩更多服务于行政需要，从属于“运作考虑”。进而，禄秩不区分“贵一贱”、“文一武”和“士一吏”，就是说没给文吏、士人或军人以特殊身份待遇，都是作为“吏”来管理的。它与二十等爵的配合所构成的格局，就显示了秦汉官阶结构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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