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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峰与波谷_阎步克【完结】(22)

  至于二十等爵,则主要出自“身份考虑”,它不是官阶而是个身份序列。因而不妨说,“爵级”代表了帝国政治中的身份性因素,而禄秩代表了帝国政治中的官僚制因素。秦汉的政治等级秩序,就是以二十等爵和禄秩为主干的。这种等级秩序可以分成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所禄秩支配的行政秩序,其中的品位保障小于先秦贵族,而且比后代官僚要少,“吏禄”性质非常鲜明,它面向文法吏,体现了“以吏治天下”。第二个层面则是“爵禄”的范围,二十等爵超越了周爵,具有功绩制意义,但“爵”这东西毕竟渊源古老,仍具有一种“准贵族”的传统荣耀,爵级的好处大于后世。宗室、外戚以爵来标志高贵,其贵族身份不言而喻;因功而封侯赐爵,也好似拿到了贵族俱乐部的会员卡,这时它表现为一种贵族化了的功绩制。可以再打个比方:仅有秩级而无爵级的官吏仅仅是“吏”而已,好比干活挣饭的公司雇员,失去职位就什么也不是了;可一旦拥有爵位,那就成了帝国公司的股东。宗室、外戚、军功阶层,都是股东;行政官僚因事功而封侯赐爵的,也等于是混到股东了。

  在秦汉王朝,“爵”与“秩”两个序列是相互疏离的。虽然看得到一些爵级与秩级在待遇上相互比拟的情况,例如第八、九级爵在某些待遇上与六百石秩相当,但说实话这种对应并不严格。列侯的议政资格和察举权力在不断萎缩:单凭列侯身份而参与朝议的情况,汉武帝以后越来越少,西汉的6次制举全部有列侯参加,东汉就减少到了西汉的五分之一,近20次制举,列侯只参与了其中4次。朝廷对有爵者的入仕虽偶有优待,但绝大多数情况下,“爵”并不构成入仕资格。跟后代一比就看出差别了:两晋有“国封”者,依制起家散骑常侍;北朝有“五等诸侯选式”,为各级封爵规定了相应起家官品:唐朝“凡叙阶之法,有以封爵”,爵级是获得出身官阶的途径。反观汉王朝,却没有提供依爵起家的途径,不能靠爵级做官。二十等爵不是官阶,与官职无直接的联系,只是一种个人品位。

  这种爵、秩分立的等级秩序,适应了残余贵族政治因素和新生官僚政治因素两立并存的历史局面。爵级被用以保证身份,用以维系统治集团的身份认同、权益分配和政治忠诚:在这一块安顿好之后,统治者就得以腾出手来严以治吏了,这就包括采用重事不重人的禄秩做官阶,有职方有禄,职高则禄重,按劳取酬,禄称其任。爵、秩的疏离,有效淡化了品位特权对行政的直接干扰。这样一种等级体制,我们称为“爵一秩体制”。它是贵族政治和官僚政治此消彼长的特定阶段所滋生的。爵、秩的并立与疏离,凸显出了早期帝国的政治二元性:先秦身份制、贵族制传统仍然发挥着可观余热,同时初生的官僚体制也洋溢着虎虎生气。这种充分结合了传统因素和变革因素的二元性,适应了秦汉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很可能就是其时帝国蓬勃政治活力的来源之一。

  二十等爵本是一种军功激励手段,禄秩则源于胥吏的酬报和定等之制“稍食”。可见,“爵—秩体制”的背后,就是军功集团与文吏集团:这显示秦汉等级制的进化,主要是由军功势力和文吏势力推动的。这是帝国初期的政治现象。不妨与帝国后期的科举时代相比。在科举制下,学历或“功名”,如生员、举人、进士、监生、翰林之类,成了官员的基本品位;明清等级结构的主干,就是官品、职位和学历的“三角架”。二十等爵来自褒奖军功,学历或“功名”来自考试文人,它们分别在帝国前期和后期构成品位结构的主干,所反映的是军人和文人在帝国前后期的不同地位。

  三、从禄秩到官品

  帝国初期庶事草创,在等级安排上,各种显性及隐性的位阶,新旧杂揉,不无错综支离之处,一体化程度不高。前述二十等爵和禄秩的疏离,就是其表现之一。此外就禄秩而言,它最初也没有覆盖到所有的王朝官号拥有者。像从官、军官、文学之官、大夫之官,不属行政吏员,本来是无秩级的;后来这些官通过“比”形成了“比秩”,但“比秩”本身仍是一个“另类”的标志。所以汉代“比秩”与后世“从品”(如从一品、从二品之类)不同,它兼有区分职类的意义,而“从品”没有。又如源于周代的上公、公、上卿、卿、大夫、士概念,仍被借用以区分官职层级。例如西汉的丞相、御史大夫,东汉的太傅、三公,都无秩名,只用上公、公、上卿概念以区分之。公卿大夫士概念也被用于礼制场合,用以牵合礼书所记礼遇,但这时候往往又与秩级不合。又如八号常设将军常被用为辅政者的加号,从而具有了品位意义,此外还有战时任命的杂号将军,但各种将军号也没有与禄秩序列一体化。秦汉的朝位,即官员在朝会时的席位,也具有重要的等级功能,王朝往往通过调整某官的朝位来升降某官资望。但朝位既不与禄秩完全一致,也不与爵级完全一致。

  与后世相比,秦汉位阶体制呈现出了较大的松散与疏离。帝国位阶体制的松散与疏离,既是行政结构不够完善、即诸官署、诸官职的分等分类尚较粗糙造成的;同时位阶的背后是“人”,各色位阶的松散和疏离,也是各种传统政治群体和新兴政治群体尚未充分一体化的表现。“爵一秩体制”及其所立足的政治结构和官贵成分,在两汉四百年处在不断的变迁波动之中。就品位结构而言,存在着一个“禄秩的中心化”的进程,就影响等级结构的政治背景而言,存在着“文吏的官僚化”和“官僚的士人化”的进程。这些变化推动着帝国品位结构的缓慢进化,最终过渡到了官品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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