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侍指皇帝的侍从，有侍中、中常侍、黄门侍郎、给事中、散骑等不同名号。这些名号也用作加官，在本官上加了这些官号，就可以进入内廷侍从皇帝了。侍中要侍候皇帝的起居，包括皇帝的日用品，例如“执虎子”，“虎子”是皇帝的尿壶。汉武帝曾让名儒孔安国做侍中，由于他是著名的学者，就没让他“执虎子”，而是让他掌“御唾壶”，即皇帝的痰盂。当时“朝廷荣之”——官僚们艳羡不已。
内侍的来源除了士人跟宠臣之外，就是权贵子弟了，他们往往“襁褓受宠位”，年纪轻轻的就做内侍。赫赫有名的大将军霍去病，年方十八就做了侍中，由此青云直上。西汉以名门著称的有金氏、张氏。金氏的发迹始于金日蝉，他深受武帝宠信，其子金赏、金建八九岁就做了侍中，与汉昭帝同起同卧、朝夕相伴。史称金氏“七世内侍，何其盛也！”至于张氏，张汤在汉武帝时官至三公，此后张家子弟世世为任子郎、侍中、散骑，其显赫一直维持到东汉初的张纯做大司空。西晋诗人左思有句：“金、张藉旧业，七叶理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汉貂”指的是侍中帽子上所饰貂尾。此外皇太子也有侍从，如中庶子、庶子、先马、舍人等，任其职者“或名儒、或国亲”，既选拔学者好辅导太子，也选拔权贵子弟，陪着太子游处。太子一旦当了皇帝，其侍从当然要弹冠相庆了。内侍升迁，往往比任子郎更为优越。
三、察举与四科
在皇帝与军功新贵和文法吏共治天下之时，任子、内侍和吏道选官，大致就足够了。达官显贵的子弟可以由任子入仕，文法吏则由吏道级级升迁。而随另一种政治势力——儒生士人展露头角，察举制又发展起来了。 什么是察举呢？简单说就是朝廷设立科目，规定条件和标准，指定官员向朝廷举荐合格者。当然不能说举荐就是面向士人的；但汉代察举的发展，跟士人思想有密切的关系。
察举是从汉文帝到汉武帝期间萌生的。汉文帝曾两次下诏察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是为特科之始。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下诏“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是为岁科之始。从科目看，贤良、方正、孝廉以德行立科，显示了“以德取人”的明确意图。而这正符合儒家德治主张和君子治国观念。汉代察举重德行、选官取孝子，“以德取人”构成了其鲜明特色。进而在先秦儒家著作中，已有“进贤”、“贡士”思想了。董仲舒曾建议汉武帝行察举，是这么说的：“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质言之，察举相当于“贡士”，被视为一种“礼贤”之举，是在士人思想影响下产生的。察举的“举贤”意图和“贡士”，体现了对儒生士人的尊重，从其效果看，也是使儒生士人得以源源入仕，由此改变了文吏充斥要津之局。劳斡先生曾说，首创孝廉科的元光元年，是“中国学术史上最可纪念的一年”。察举制不仅推动了汉代儒学的繁荣，而且构成了科举的前身，唐宋科举制就是由察举演化而来的。
不定期下诏察举某科人才的，称“特科”；每年定期察举的，称“岁科”。不定期的特科可分两种：一种是“贤良方正”或“贤良文学”等，这种察举要经过皇帝策问，然后分等授官。类似者还有有道、敦朴、明阴阳灾异等等。还有一类特科不经策问，是选拔特种人才的，例如明经、明法、能治河者、勇猛知兵法等。 至于岁科，最重要者有二：一种是孝廉，被举者进入郎署，担任郎官承担宿卫。西汉郡国每年举孝廉二人，东汉和帝改为每20万人举一人。大致说，每年举至朝廷的孝廉数量约二百多人。另一科目是秀才，在西汉本来是特科，后来变成了岁举，并因避刘秀的名讳而改称茂才，以州刺史等官为举主。这样，就形成了州举秀才、郡举孝廉的两科并列体制。茂才的察举对象往往现任官吏，举后直接任命为县令、县长等。孝廉的来源，则有吏有民。茂才稍高于孝廉。
汉廷选官，在分科取人上形成了“四科”制度。什么是“四科”呢？就是选官的四个类别及相应标准。第一科是“德行高妙，志节贞白”；第二科是“学通行修，经中博士”；第三科是“明晓法令，足以决疑”：第四科是“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照奸，勇足以决断，才任三辅剧令”。简言之，也就是德行、明经、明法和治剧四科，标准则为德行、经术、法令和吏能。丞相或三公，须按“四科”标准辟召官属任用吏员。
具体说来，“四科”是长官辟召属吏的标准，进而从总体上看，“四科”也是对汉代选官基本精神的很好概括。像察举科目孝廉、明经、明法、治剧等等，就可以与辟召“四科”直接对应。所以不妨说，“四科”的精神也适用于认识察举。“四科”大致可分两类：德行、经术之科，是偏重于儒生的；明法和治剧之科，是偏重于文吏的。明经、明法是就专业知识立科的；德行、吏能则是就行为特征立科的。可见，“四科”是汉代选官的结构性特征的集中反映，既体现了汉帝国对官僚资质的基本要求，也反映了帝国官员来自儒生、文吏两大群体的政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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