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宜高官”铭文铜镜
四、阳嘉新制和以文取人
两汉数百年中，察举制在不断变化、发展之中。它包含着多种选官倾向，呈现了多种发展可能，在特定时期某一倾向得到注重，就导致了选官制的特定变化。那些不同倾向，主要是注重德行的“以德取人”，注重吏能的“以能取人”，和采用考试的“以文取人”。最终，则是“以文取人”，成了察举制的变迁归宿。
从形式上说，察举制是一种王朝设科、长官举荐之制。换言之，其中心环节是举荐。作为比较，科举制是以考试为中心环节的。从取人标准看，汉廷重“孝廉”，选官重孝子，这也有异于科举，科举是以诗赋八股取人的。孝廉察举“以德取人”，来源于、又反过来大大推动了社会的重“孝”之风。甚至出了一些怪事儿。东汉有个叫赵宣的为标榜孝心，穿着丧服在父母的墓道里守丧，一守就是二十多年，成了闻名遐迩的大孝子，州郡闻风而来，聘其做官。陈蕃做太守时起了疑心，结果查出赵宣居然在服中生了五个孩子，一怒之下就以亵渎先人为由，治了他的罪。
以“孝”取人，既是“中国特色”，也是历史早期的现象。社会分化尚不发达的时候，人们就倾向于把“人”作为一个整体人格来看待。“贤”等于说这人“是个好人”。儒家认为百行孝为先，“好人”的各项美德中“孝”是纲，纲举目张；孝于亲者必忠于君，所以皇帝“以孝治天下”，“以德取人”首先要“以孝取人”。儒经所教人的，也是做好孝子贤人的道理。汉儒讲究“经明行修”，“经明”和“行修”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但从专业分工和社会分化角度看，问题就不同了。不同职事需要不同技能。判案就需要司法技能，理财就需要财会技能，这不是“孝子”能应付的；精研经书，跟孝敬父母也是两回事。儒家重“人”而法家重“事”。在法家看来，治国要靠文法吏，压根就跟“孝”无关，这就体现了专业意识和社会分化的意识。汉武帝“独尊儒术”，又创孝廉科，但汉廷的政治方针儒法兼综，“以德取人”并非帝国选官的全部，除此之外，重视功能、“以能取人”仍是常规做法。选官“四科”中有明法和治剧，是偏重强调行政能力的。
既便就孝廉科而言，东汉初年也发生了变化，当时王朝注重“吏化”，光武帝便规定，州郡察举孝廉、秀才必须“授试以职”，就是要求州郡给候选人一项职务，由此检验其是否“便习官事”、具备吏能，合格者方能察举到朝廷上来。至于“试职”的年限，在汉顺帝时是“吏职满岁”，即一年为限；汉桓帝时又增加到了“十岁以上”。汉章帝还下诏申明“夫乡举里选，必累功劳”，对州郡所举者“既非能显”提出批评。可知照汉章帝的看法，茂才、孝廉也须“累功劳”、“以能显”。由于“试职”之法的实行，察举中“以能取人”的因素被强化了。这当然对文吏更为有利，一度造成了“郡国所举，类多办职俗吏”的情况。东汉郡国察举又称“举吏”，也是因为，即使被举者原先不是吏，但既经“试职”，也等于是“吏”了。由郡吏取人，强调实践经验和行政能力，这跟考诗赋、考八股的科举制仍不相同，是为汉代选官的又一特点。
东汉顺帝阳嘉年间，又一个变化发生了。其时尚书令左雄建议改革察举，对孝廉进行考试。具体办法是由公府主考，“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即，儒生出身的考经学，文吏出身的考文书。公府考毕，再由尚书省覆试。 “以德取人”注重德行，依赖于举主的了解和社会舆论：“以能取人”注重吏能，依赖于“试职”的工作检验；而阳嘉新制被后人称为“试文之法”，它的亮点是“以文取人”，即书面考试。这次改革，是察举中出现了弄虚作假而引发。德行和吏能有可能由举主夸饰，考试却是一种先进的文官录用制度，能更有效地抑制类似弊端。所以阳嘉孝廉考试之法，标志着传统选官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在阳嘉之前，察举主要依赖刺史、郡守的个人举荐；而阳嘉之后，察举呈现出两个环节：一是州郡举荐，一是朝廷考试。仅得到地方官举荐并不能保证得官，被举者还须通过朝廷考试的环节。所以阳嘉之制，可以看成察举到科举的过渡形态。
我们看到，到东汉顺帝为止，察举所含有的“以德取人”、“以能取人”和“以文取人”的不同因素，都获得了制度化的发展。至于那一个将成为主导呢？还处于探索之中。孝廉考试最初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检验，当时不乏反对的声音。反对的理由，一是强调孝廉科的本意是举孝子，实行考试就偏离了设科之本意；二是强调选官应该重功能，能考试的人未必有能力。可见这时的选官制度，其发展方向还是摇摆不定的。但魏晋以下察举，考试环节就越来越重，举荐环节越来越轻了，“以文取人”最终主导了察举制发展，并进化为科举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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