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的风气是“望白署空，是称清尚。格勤匪懈，终滞鄙俗”，勤政敬业的人遭其鄙视。然而精勤吏职、效忠国家的官员仍有人在。有个历史小花絮：清谈家王濛、刘惔与支道林去看望何充，何充照旧埋头公文。王濛约其拨冗谈玄，问他何必埋头不起？何充的回答颇为辛辣：我不看公文，你们这些人靠什么生存！无独有偶，有一次桓温全副武装，冒雪围猎习武，刘惔又加以嘲笑，桓温回答说：我不如此，你们那有机会坐清谈呢！自江左以来，宰相多以文辞自娱，对政务马马虎虎，而南朝何敬容感于“晋代丧乱，颇由祖尚玄虚，胡贼殄覆中原”，不畏讥笑、独勤庶务，由此得到了史家姚察、王夫之、李慈铭的赞扬。
高门华族在仕途上“平流进取”，自以为理所当然。然而其时的君主诏书中，通行的仍是“选贤任能”论调。仅以刘宋为例，宋文帝《遣大使巡行诏》：“愿言傅岩，发想宵昧”；《求贤诏》：“遗才在野，管库虚朝”；宋孝武帝《举才诏》：“四方秀孝，非才勿举”；宋前废帝《求才诏》：“结梦庖鼎，瞻言板筑”……又宋明帝《求贤才诏》、《搜括隐逸诏》，宋后废帝刘显的《广荐举诏》，宋顺帝的《求贤才诏》，大抵都有举用“隐身牧耕”、“草泽遗才”一类指令。尽管那些话往往只是一纸空文，然其背后却是一个悠久的传统，秦汉的“选贤任能”传统。同样的话语也见之于臣工奏议。南朝的孔宁子主张“才均以资，资均以地”，把才能、资历的选官标准置于门第之上：周朗主张“当使德厚者位尊，位尊者禄重，能薄者官贱，官贱者秩轻”，把德行、才能当做授予禄位的依据；又裴子野《宋略》：“道义可尊，无择负贩：苟非其人，何取士族！”这些言论，都不认可士族居官特权。
值得注意的还有法术之学。法术是一种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的理论。战国秦汉时，儒法两派一主礼治、一主法治，形同水火；但魏晋以来，源于道家的玄学兴盛起来，恪守经义者被蔑称“俗生”，擅长文法者被蔑称“俗吏”，所以法术转而与儒术联手了，以共同抵制道术。三国曹操、诸葛亮、孙权等，都有浓厚的法治倾向。葛洪是个道教徒，然而也有这样的言论：“世人薄申韩之实事，嘉老庄之诞谈，然而为政莫能错刑。……道家之言，高则高矣，用之则弊，辽落迁阔！”晋元帝不愿忍受权臣跋扈，试图“用申韩以救世”，“任刑法”，还赐给皇太子一本《韩非子》让他去念。东晋的李充、王坦之崇尚“刑名”，有人把他俩算成玄学家，然而他们的意图却是排抑虚浮，跟玄学家不一样吧。南朝齐武帝策试秀才，试题公然采用法家论调，扬言要先务“耕战”，等到收复失地、国富民强之后再谈文学不迟。起草这份策题的王融，自称“习战阵攻守之术、农桑牧艺之书，申商韩墨之权、伊周孔孟之道”，儒法兼综的倾向灼然可见。于是我们看到，就是在崇尚靡丽浮华的南朝，仍有人读法家之书，崇法术之学。
政治学理论表明，集权官僚体制的演生动力，必定首先来自君主，来自其谋求专制集权的意向。魏晋以来皇权低落，但君主的集权意向并未消。魏氏三祖，即曹操、曹丕、曹叡、都有法治倾向，都曾打击“浮华”。司马氏政权一向被说成是门阀的政治代表，然而晋武帝在维系专制官僚制度上，绝不是无所作为。清人王夫之这样概括：“晋武之初立，正郊庙，行通丧，封宗室，罢禁锢，立谏官，征废逸，禁谶纬，增吏俸，崇宽弘雅正之治术，故民藉以安；内乱外逼，国已糜烂，而人心犹系之。”对事功派官僚的“清议”呼吁、对九品中正制的斥责，晋武帝均加赞扬优慰，从而显示了他的两面性。东晋桓玄篡权称帝，随即就让百官为大政献策，当时官员们提出了修庠序、恤典刑、审官方、明黜陟、举逸拔才、务农简调等建议。而这类建议，无论在前朝、在后代都屡见不鲜。就连一向优容权贵士族的梁武帝，也有如下言论：“设官分职，唯才是务”，“人无贵贱，道在则尊！”中华帝国的典型政治形态，是专制君主与官僚政治的结合，而不是与士族政治的结合。在上述“官僚政治话语”中，能看到一个“政治文化模板”的存在。甚至可以说，在整个中华帝国中，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模板，它是各种波动、变态所最终趋向的东西。在“阶段论”或“分期论”的主导下，人们全力发掘士族政治的特殊性；然而阐释某时代的“个性”之时，不该忽略了各朝代的“共性”。那个政治文化模板，事实上也是时代特征的重要方面，它昭示什么才是中华帝国的“常态”，并预告“变态”最终将回到“常态”上来。
二、冰层下的潜流：官制和法制的进化
魏晋以来的官僚政治虽已萎靡扭曲，但官僚制度依旧处于缓慢的进化之中，冰封的江面流淌的江水。在政治上看，汉唐间的魏晋南北朝是两个波峰间的波谷；但从制度上看，魏晋南北朝却是汉唐制度的中介或阶梯。“政治变态”与“制度进化”好比是两匹拉车的马，它们各往不同的方向使劲儿。假如你只盯着“政治变态”那一匹马，没留神另一匹马，就会奇怪这车怎么朝不同的方向驶去了。那么下面，就来看看“制度进化”这匹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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