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科举制是一个重大的行政成就，它最终促成了士族的衰微；而这个进步，又是在魏晋南北朝这个士族政治时代累积出来的。通观魏晋南北朝的诸多制度进步，集权官僚制度顽强而富有韧性，士族政治未能阻断它的前进步伐。
第十一章
胡汉杂糅与
胡化汉化
广大土地上生活的众多民族中，华夏族的文明进化最快，直到进化出了秦汉大帝国。但周边各少数族民族也在发展，他们的人口也在增加，有尝试扩展其生存的空间。东汉时少数族已不断内徙，魏晋间“杂虏”入塞者“前后千余辈”。华夏政权不足以阻其入塞，一场民族冲突已势不可免，西晋末的“五胡乱华”，使周边少数族的发展线索，对华夏族本来的历史进程，造成扰动、发生“叠加”了。
这种叠加和扰动，在南方和北方有不同的表现。洛阳倾覆后，司马氏偏安江左，皇权衰落、政治动荡使政权进一步封闭化，“世家”现象大为浓重了，出现了门阀当道的情况。（田余庆先生就把“五胡乱华”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视为门阀政治的三个外部条件之一。）而在中国北方，民族仇恨造成各种破坏，旧有秩序解体了。少数族的社会组织、部族风习有异华夏，建立政权后又开始直面农耕区旧有的政治文化遗产。这样一来，中国北方也就成了不同政治传统的交揉碰撞之所了。帝国制度史上的“胡汉”问题初次凸显出来，出现了胡汉杂揉、胡汉分治等等制度“变态”。这与江左士族门阀政治造成的“变态”，可以并列为中古政治两种“变态”之一。在北方，“民族”成了分配权势的主要尺度，形成了“异族皇权一部落贵族一国人武装”体制。北方有异于江左朝廷的政治波动，却也孕育着有异于江左的新的可能性。少数族的进入既带来了“胡化”因素，他们也在积极学习汉制，又出现了“汉化”潮流。十六国北朝在“胡化”和“汉化”的交替之中，孕育出了强大皇权，并借助军功贵族政治，最终带动了集权官僚政治的全面复兴。北方政权成为南北朝时代的历史出口这一事实，推动我们更深入地思考北方民族对中国史的宏观影响，以及在帝国政治的“常态”、“变态”问题上的历史地位。
一、胡汉杂糅与胡汉分治
十六国以来少数族政权的部族传统，带来了新的政治因素；它们与华夏旧制彼此激荡，在相当一段时间中造成了各种扭曲畸变，可称“胡化”。部族首领名号与部族的编制方式，是其部众久所习惯的；然而入塞建国之后，其社会组织发生了异变。尤其是较早建国的政权，其族群在汉地已生活了相当一段时间了，对汉制和汉文化不算陌生。在建立政权之后，对华夏皇帝的集权专制，部族首领们一见倾心；至少在管理被征服的汉族士民上，官僚行政组织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胡汉杂糅”和“胡汉分治”，就成了十六国政权的突出特点，尤其在其初期。所谓“胡汉杂糅”，就是胡制和汉制错杂交织；所谓“胡汉分治”，就是对胡人和汉人的采用不同行政编制，通俗地说，就是“一国两制”。
甘肃嘉峪关魏晋三号墓彩绘砖
起兵称“汉”的匈奴刘渊，自称大单于，又设有鹿蠡王、於鹿王、独鹿王等，这些都是匈奴传统的首领名号。刘渊称帝，任命了丞相、太尉、录尚书事、御史大夫、大司农、太史令等等，这些就是汉式的名号了。刘渊让儿子刘聪做大单于，其头衔是大司马、大单于、录尚书事，置单于台于平阳之西。当时既有大单于台，又有三公府、尚书省，制度上的胡汉兼用是非常明显的了。
匈奴曾是称雄大漠的强大势力，所以“大单于”之号对少数族很有号召力，在十六国时被广泛采用，用以号令胡人，所谓“单于所以统壹百蛮”。大概有十余个政权使用过“大单于“，或由皇帝（或天王、王）兼任，或由皇子兼领。在由皇子兼任之时，大单于相当于副王，地位很是显赫。羯族的后赵政权，曾发生汉人冉闵起事的事变，其时部下就劝冉闵“诛降胡、去单于之号”，以示与胡人决裂。可见“单于”之号，具有强烈的民族统治意义。大单于台中，设有左右贤王；有时也称左右辅、左右相，等于左右贤王的汉化称呼。北燕政权还曾增设前辅、后辅，形成四辅。大单于台的属官，大抵由部落酋长担任。前赵刘曜，让皇子刘胤为大单于，单于台设在渭城，“置左右贤王以下，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杰为之”。有学者认为，在十六国，大单于具有重要地位的政权，民族压迫也相应较重；而根本不设大单于的，多是汉化较深的政权或时期。
匈奴族的刘汉政权在刘聪统治时，大单于台的左右辅各领“六夷”10万落，每万落设置1名都尉，共有20名都尉。“六夷”指的是匈奴以外的其他少数族。若以每“落”以5人计，则所领六夷约100万人。可见大单于台是个少数族的管理系统，这就是“单于所以统壹百蛮”的意义。汉人编户又怎么管理呢？刘聪为每万户设一个“内史”，共43个内史，分别统于左右司隶。若以每户5人计，43万户约有汉民215万人。刘聪还设有辅汉、都护等16号大将军，都以皇子担任，各领营兵2千，再加上皇帝掌握的以匈奴为主体的精兵10多万，这些军士及其家属，就是汉赵政权的核心力量。由此，同族、异族、汉族的“分治”轮廓，就呈现在人们面前了。也得说明，“胡汉杂糅”并不是部落名号跟魏晋官名的简单拼合，其间还滋生了不少非胡非汉、不伦不类的杂交物。比如石勒的后赵设有“门臣祭酒”，掌管胡人辞讼，设有“门生主书”，掌管胡人出入。这两个官号，既非胡族旧制，也不是汉魏旧官，而是适应新情况而新造的。各政权在使用汉晋官称的时候，往往名同实异、甚至面目全非。比如上面提到的43员内史和20员都尉，其职能跟汉晋的内史、都尉大异其趣。照汉晋制度，“长史”只将将军幕府中的高级僚佐，可十六国的一些政权其首领有“将军”之号，“长史”有时就变成政务总管了。前凉有“太府”、“少府”，乃都督府、凉州府之别称。十六国还出现一种标新立异的做法，就是舍汉晋而从古制。在儒家经书中，舜有“纳言”之官、周有“常伯”之号，汉晋有时以尚书令比拟“纳言”，以侍中比拟“常伯”。而前燕政权索性不用尚书令、侍中之名，运用“纳言”、“常伯”做官称，反而比汉晋更显古奥了。还有周朝的“天王”之称，也被重新起用了，往往是称帝的前奏。十六国的若干君主，在称帝之前先称“天王”，过渡一下，是汉族士人给出的主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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