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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峰与波谷_阎步克【完结】(59)

  这样我们就看到,南朝直到梁陈,班、品、秩、爵、军阶、散官等等,在结构上依然旁逸斜出;而北朝的官品、俸禄、封爵、军号、散官等等,与官品的整合更为紧密,相形在官品框架中的分布严整有序,各种位阶的一体化程度更高。隋唐官阶呈现为一个一元化、多序列的等级架构,职官、爵号、阶官、勋官等在官品架构中井然不紊,这显然是上承北朝的。

  梁朝除了官品、封爵、中正品外,又有十八班、七班、三品蕴位、三品勋位州郡县班及军号之班,显得分外繁复冗杂。魏晋军号本来约100多号,而梁天监年间“厘定”军号,“厘定”到了200多号:大通三年(529年)再度“刊正”,不但没有刊繁为简,反倒“刊”成了360多号!陈朝的军号,仍达237号之多。品位序列的繁杂细密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江左朝廷把大量精力,投到了安排官贵的个人级别之上;谁比谁的官儿大一丁点儿,都得用官号和级别表示出来,不能让官僚吃亏,埋没了他的荣耀。过于复杂的位阶体制,在管理上将浪费更多的时间、资源和精力。在堆积如山的军号里挑出官员应得的那一号,选曹不知要白搭多少无谓的功夫,假使君臣乐此不疲,就只能说是嗜痂成癖了。

  在身份管理和职位管理的关系上,秦汉的重心在后者,皇帝对官僚的品位保障不操太多的心,官僚大多一人一衔,官阶管理很简洁:而南朝的重心在前者,官阶繁复,一个人有一大堆头衔,身份管理的工作量畸形膨胀了。北朝虽有类似弊端,但变迁与南不同。北周军号由百余号化简为不到50号,而且与官阶一致化了,均匀分布在官阶各级上,北齐的军号也简化到了70多号;隋朝军号一度只有43号;到了唐朝,武散阶一至五品有将军13号,再加上六至九品16个校尉、副尉,军阶只29号。隋唐军号的简化趋势,显然上承北朝。

  为什么北朝最终孕育出了一个更严整简练等级架构,并为隋唐所继承呢?首先是南朝上承汉晋,制度上陈陈相因的守旧倾向,自然比较浓厚;而北朝在规划制度上更自由随意,可以大起大落地调整尝试,反而容易出新。其次,品位结构是各势力政治博弈的结果,而江左士族盘根错节、利益格局积重难返,皇权并没有力量真正撼动它。梁武帝的官阶改革看上去花样翻新了,不过走近一看,那对既定权势格局并无实质触动,大多是表面的花架子。而北朝不同,即令位阶的大幅度调整中有部分官员吃亏,他们也没力量抗衡皇权,只能自认倒霉。

  中古政权的身份管理和品位结构,涉及了四大问题,“贵一贱”、“士一吏”和“文一武”与“胡一汉”。“贵一贱”就是士族、贵族与寒人的关系问题,“士一吏”就是文士与专业吏员的关系问题,“文一武”就是文官与军人的关系问题,“胡一汉”就是异族权贵与汉族官僚的关系问题。这四个问题是彼此交织的。

  江左的士族身份,主要体现为中正品,所谓“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一还,遂成卑庶”;中正二品之内,则有“清浊”进一步区分门第、身份与官职。所以中正品和“清浊”的性质,可称“门品”,它们令品位结构的重心向士族门第偏转了。而北朝的位阶,则具有明显的功绩制特点,而且偏重军功。

  首先看功绩制性质一点。梁有十八班,北魏正从品十八级,看上去都是18等,实则不同。十八班列有各种官职,“班”所标示的,主要是这些职位的任官资格,资格则取决于各人的出身、门第和资质。而北朝存在着活跃得多的考课制度,考课晋级以“阶”做尺度;“阶”就是正从品十八级,一阶又分为“上阶”和“下阶”两等。“众人竞称考第,以求迁叙”的记载,反映了北朝官品十八阶是依功升迁的阶梯;相对而言,梁十八班是士族“平流进取”的阶梯。北朝的封爵与军号,呈现了更鲜明的功绩制意义。鲜卑军功贵族以封爵标志身份,一度还有对袭爵者授予军号的制度。北魏、北齐、北周各朝,军功授爵的情况都很普遍。军号也是如此。“将军”之号本是军职。汉末魏晋间狼烟四起、战争频繁,为激励士气就要及时赏功罚过,而升降军阶就是最便利的手段,所以各色将军没多久就发展为军阶了,而且用于文职。可见军号具有功绩制的来源,并不特别优遇士族门阀。南朝的军号虽然同样具有功绩制性质,但从整个品位结构看,通过军号进入“清品”的渠道较为狭窄,“门品”才是决定性的。北朝就不同了,军号使用比南朝广泛得多。甚至小县县长、台省令史,往往都拥有“将军”之名。往往是一场大战之后,就有众多将士获得更高军号,进而问津高官厚禄。总之北朝封爵和军号,其褒奖军功的作用明显大于南朝,这体现在封授更普遍、由此晋身的前景更为光明之上。

  南北朝时用于维系官僚个人位阶的官号,除了军号之外还有文号,即文散官,它们往往以××大夫、××常侍、xx侍郎等为称。南朝文化士族当政,官场重文轻武,人们更看重的是文号而不是军号,因为它们是身份标志。武将很难得到文号。将领朱修之、宗悫,都是老得摔断了脚之后,才获得了文散官“光禄大夫”的。又如吕安国,他在宋齐之间一直“以将领见任”,直到老病之时才获授光禄大夫、散骑常侍。其时他“欣有文授”,喜不自胜而视为殊荣,告诉儿子将来别当武官,要做就做文官!明明不以军号为荣,而且能看到武人获得文号之不易。北朝的情况恰好相反,文武并重,以功为准。北魏有个官僚叫明亮,其阶号原先是文散官员外散骑常侍,进阶时转为勇武将军,便为此快快不乐,抱怨说“其号至浊”,要求改授文号。然而宣武帝据理驳回:“虽文武号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独欲乖众,妄相清浊!”南朝“文清武浊”观念,到北方就碰了壁。由于鲜卑族的尚武精神和军功政治传统,统治者并不重文轻武,不是以士族偏好而是以对国家的贡献,来判断文武价值的。南朝官僚若有一人拥有若干官号,结衔一般以文号居前、军号居后。而北朝却是以军号居前、文号居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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