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与西晋事功派官僚曾抨击名士“浮华”，而北朝又有其事。史称“有晋之季，文章竞为浮华，遂成风俗。太祖（宇文泰）欲革其弊”，西魏宇文泰为抑文辞浮华之病，下令采用《尚书》周诰的文体。那还不是某位皇帝一时心血来潮，隋文帝同样“每念斫雕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然时俗词藻，犹多淫丽，故宪台执法，屡飞霜简”。“宪台执法，屡飞霜简”，御史台十分尽力，对词藻淫丽者屡加弹劾。文人喜欢淫丽还是喜欢古朴，关朝廷什么事儿？北周苏威云：“江南人有学业者，多不习世务，习世务者，又无学术”，隋朝李谔云，魏晋江左“竞骋文华”，结果“文笔日繁，其政日乱”。江南的“学术”淡化了“世务”，“文华”造成了“政乱”，他们反对的就是这个东西。
十六国政权选起迭仆，在这个弱肉强食的残酷世界中，北方士人不大好找世外桃源，能让他们像五朝名胜那样玄谈放诞。后秦有个叫韦高的崇拜阮籍，居母之丧而弹琴饮酒。这事被古成诜知道了，就拿着剑去杀韦高“以崇风教”，吓得韦高终身躲着古成诜走，阮籍算是学不成了。北朝的文教体制也不同于南朝，律学、书学和算学一类实用学科，地位明显高于江左。学校中还有军事教育。例如后赵石勒的学校，“教国子击刺、战射之法”，前秦苻坚的太学里有“教武堂”，由明兵法的太学生负责培训将领。这也是江左所罕见的。幽深的玄理、精妙的诗句、玄远的风神……都是有闲文人消受的奢侈品，在那个“生存至上”时代必须停产；将才和吏才，才是应该加班加点生产的必备物资。
比较南北史传的人物描写，其差异是很明显的。魏晋史传赞人，多“风神夷简”、“雅有远韵”之词；南朝史传赞，多“词采遒艳”“善为文章”之词。都是以“文”为尚。而十六国北朝的勋贵传记，却以军功为尚、以吏治为尚。赞扬军功的评语，如“武艺绝伦，有将帅之略”、“性雄豪，工骑射”、“膂力过人，便习弓马”之类；赞扬吏才的评语，如“明解律令，议断平允”、“详练故事，有几案才”、“明练时事，善于断决”、“敏于从政，果敢决断，案牍虽繁，绰有余裕”之类。北朝士人把“以武达”和“以文通”，同等地视为振兴家门之途，还有这样的豪言壮语：“男儿当提剑汗马以取公侯，何能如先生为博士也”，“书足记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笔砚、为腐儒业乎？”“欲求宦达，当资干世之务”，“文章之事，不足流于后世；经邦致治，庶及古人！”
南北风气之异，还体现在文学之上。以宫体诗的香艳柔媚为标志，中国文学在南朝走进了靡靡之音的死胡同；只是北朝民歌，能令我们呼吸到爽朗、清新、刚健、辽阔的气息。源于北朝民歌的《木兰诗》，有人们熟悉的动人诗句：“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桥，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何等飒爽英武！革命烈士王若飞对这样的句子爱不释手，其名字“若飞”二字，就是从这儿来的。虽然近体诗的形式上承南朝，但盛唐诗歌的刚健风骨、廓大意境和恢弘风格，不会是来自“六朝金粉”吧。甚至连南北士人对容貌的美感，也出现了明显歧异。王瑶先生说：“在魏晋，其风直至南朝，一个名士是要他长得像个美貌的女子才会被人称赞的。一般土族也以此相高。……病态美是最美的仪容。”这“病态美”的判断，与钱穆先生“文化病”的说法，遥相呼应。而由北朝史传，可以知道北人所赞扬的仪态，却是男子汉式的“雄豪”。这似乎也在提示人们，为什么北朝士族在唐代依然名人辈出，活跃在政治舞台上，而江左高门却黯然无闻了。刘禹锡“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名句，说的就是这个历史结局。
四、北朝：走出低谷的历史出口
钱穆、陈寅恪肯定了北朝少数族的振作之功。苏秉琦先生也有相关论述：“‘五胡’不是野蛮人，是牧人，他们带来的有战乱，还有北方民族的充满活力的气质与气魄”，“北方草原民族文化是极富生气和极其活跃的。它为中华民族注入新的活力与生命。”田余庆先生指出：“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中古时代，是经由北朝而走出中古、走向隋唐盛世的；对魏晋南北朝这个政治低谷，北朝构成了它的“历史出口”。
关于南北朝隋唐的历史大势，唐长孺先生有一个“南朝化”的论点，认为从经济和文化看，唐朝的若干变动，如大土地所有制及两税、折纳、和雇之法，文学、经学、书法、佛学，募兵制等等，都是“对东晋和南朝的衔接”；北朝带来的社会特殊性“必将随着这些特殊历史条件的消失而消失”，唐代的“南朝化”，就是北朝特性的消失过程。在持这一论点的学者眼中，北朝被看成一个偶然的历史曲折，其统一南朝只因为其武力强大，最终要回归于南朝所代表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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