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早晨和一位议员共进的早餐，没有听新闻广播。你有什么想法？”福勒问。这种态度反映出，他已经从乐观的候选人变成了谨慎的政客。他希望成为一位政治家——不管政治家是怎么回事。以前在这个问题上，他曾经是非常清楚的。
“先生，有人猜测说，美国可能介入了，”那个记者进一步说。
“哦？你知道我和总统在意见上有很多分歧，在有些事情上有非常严重的分歧。但是我想不起来，我们什么时候有过愿意从事谋杀的总统。我绝不会指责说我们的总统干了这样的事情。”福勒以政治家的最佳语气说。他的意思是什么也不说——政治家的话就是这样，不是言之无物，就是说一些尽人皆知的东西。他始终为自己的总统竞选保留着广阔的前景。就连福勒最有力的政敌——在他自己党内就有好几位，更不用说反对党的人了——也说他是受人尊敬的、富有思想的人，说他把注意力集中在问题上，而不是在谩骂上。他刚才的一番话就反映出这一点。他并没有想过要改变美国政府的政策，也没有想设下圈套让他的潜在政敌上当。但是他的这番话却起到了这两种作用。当然福勒本人并不知道。
总统的这次出行是预先经过周密计划的。出于礼貌，在反对党召开年会期间，总统一般都保持低姿态。在戴维营工作同样也很轻松——其实更轻松，因为在这里更容易避开记者。但是要到戴维营，又要承受各种各样的非议。一架海军陆战队的VH-3直升机已经在白宫草坪上等候。总统在第一夫人和两名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从大楼大门走出来。那里又密密麻麻地聚集了一大批新闻记者和摄影机。他不知道那些大谈“公开性”的俄国人是否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总统先生！”一位资深的电视记者大声喊道。“福勒州长说他希望我们没有卷入到哥伦比亚的炸弹问题当中去！你有什么评论吗？”
总统朝着被拦在绳子外面的新闻记者那边走去，他知道这是个错误，但是他被这个问题吸引过去了，就像旅鼠被大海吸引过去一样，实在是身不由己啊。那个记者发问时的声音那么大，每个人都知道他听见了，他们必然会认为，不回答本身就是一种回答。不能让记者们说总统在回避某个问题！他不能以低姿态离开华盛顿一个星期，让对方大做文章——至少不能不回答这个问题就离开白宫草坪，是吧？
总统说：“美国不会杀害无辜的妇女和儿童。美国坚决和干这种事情的人斗争。我们决不会堕落到他们那种残忍的地步。这个回答够清楚了吧？”总统的语气平和，说得振振有词，他投向这位记者的目光，使这位经验丰富的记者丧失勇气，无言以对。总统心想，看见自己的力量居然封住了这帮记者的嘴，倒也是一件快事。
这是他那一天的第二个政治大谎言——这一天肯定是消息缓慢的一天。福勒记得很清楚：约翰·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曾经策划要杀死卡斯特罗和其他一些人。当时他们的心情就像伊恩·弗莱明(2)的小说所描述的那样极度喜悦，可是在他们吃尽各种苦头之后，他们才知道暗杀是一件肮脏的事情。实在太肮脏了，因为通常在附近总有一些你不想伤害的人。现在，总统对“附带损伤”是非常了解的，他觉得这个名字令人讨厌，但它却表明了某些既有必要但又不可能向人们解释清楚的东西，因为这些人不了解世界的实际情况：恐怖分子、犯罪分子和各式各样的胆小鬼——残忍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胆小鬼——通常隐藏在无辜的人们背后或者中间，故意刺激强大的力量对他们采取行动，以敌人的利他主义为武器对付敌人。你们不能碰我们。我们是“坏”人。你们是“好”人。你们不可能既攻击我们而又不损害你们的自我形象。这就是这些最可恨的人的最可恨的特性。有时候——虽然很少见，但却并非没有——必须让他们知道这样做没有什么用。这确实肮脏，难道不是吗？就和某种国际性的车祸一样。
但是，我究竟应该如何向美国人民解释呢？在这大选之年？请求投票人重新选举现任总统，因为他为了保护你们的孩子不受毒品之害，杀了一个人的妻子、两个孩子和几个佣人……？总统怀疑福勒州长是否知道总统权力是多么的虚无缥缈——是否知道当一项原则与另一项原则相互抵触的时候，会产生多么可怕的吵嚷声。总统心想，那声音比新闻记者的吵嚷声还厉害。他走向直升飞机的时候，被这个问题弄得头昏脑涨，不断地摇头。海军陆战队的一位士官在飞机舷梯附近向他敬礼。总统还了礼——这是传统，尽管乘坐这架飞机的所有总统从来都没有穿过军服。他系好安全带，回头看了看聚集在那里的人群。摄像机仍然对着他，录下了飞机起飞的动作。电视网并不想播放那个特别的镜头，只是为了防止这架直升飞机爆炸或者失事，他们才让摄像机继续运转的。
消息传到莫比尔的警察局那里，已经比较晚了。法庭书记员还在处理文件，这时从另一个法院已有消息泄露出去，一般来说消息都是从法院泄露出去的。这一次书记员大为光火。他经手过多少案件！他是个五十岁左右的人，他让自己的孩子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一直念完了大学，总算没有使他们染上吸毒的恶习。但是，这个书记员邻居家的孩子们并非个个如此。他隔壁那家人的小儿子买了一“小块”上好的可卡因，然后以每小时一百英里的速度开飞车，结果撞在一个桥墩上。这个书记员是看着他长大的，有两次还开车送他上过学，曾经掏钱让那个孩子用割草机替他修剪过草坪。那孩子的棺材是在塞普里斯山的浸礼会教堂盖上之后下葬的，他听说孩子的妈妈在辨认尸体残骸之后，至今还在接受治疗。牧师把毒品的惩罚说成像基督因自己的激情所受的惩罚一样。他是个能说会道的牧师，是个遵循南方浸礼会教派传统的天才演说家，当他带领大家为那个死去的孩子的灵魂祈祷冥福的时候，他对毒品的怨恨使得听布道的信徒个个义愤填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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