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来了，“霸道”又开始了统治，“王道”又衰微了，比谁拳头硬的竞赛又开始了，老百姓的苦日子又来了，而儒家宣扬的那套伦理道德，在乱世中被狠狠的粉碎了，以至于，老百姓都出现了信仰危机，不知道何去何从了。
当一个价值体系衰微后，另一个价值体系就会填上它的空缺，这就是佛教在南北朝所扮演的角色，一个填空者的角色。
佛教如果搞得好，当然是有机会就此取代儒家，成为中国的主体思想的，就比如说吧，基督教就在罗马帝国衰微的时候，控制了整个欧洲。
然而，佛教能扮演这样的角色吗？能够重塑中国的伦理和道德体系吗？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当然，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不能。而且，给出答案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在佛门中待了13年时间的杨坚，当他重新统一天下，试图重建社会秩序时，他没有选择佛教，而选择了儒家。关于这个问题，也留待我们以后再来详细讨论吧。
这就是杨坚所处的时代，战乱、门第、佛教，这些都是历史赋予杨坚的使命——他要结束战争，挑战门第制度，乃至，重建价值体系。
贵二代
杨坚的佛寺生活持续了13年，在中国南北战火纷飞之际，他却在青灯古佛之下，过着刻板平淡而又肃穆的生活。
公元553年，杨坚13岁，他被送入了太学读书。
西魏以武立国，领导者多是武川镇的军人子弟，从六镇兵变流离失所直到如今三分天下有其一，这帮人大半辈子干的都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买卖，论起刀枪棍棒斧钺钩叉，自是其之所长，但要论起经典古籍圣贤之学，那也不免人人大摇其头。当然，宇文泰也知道，文化很重要，所以，在他的行台设有学堂，每天白天当手下们忙完了之后，晚上总要去学堂例行学习，但是，这种“学习”也无非就是些最基础的扫盲教育，学术是决计谈不上的。
西魏的太学，虽是国家的最高学堂，但由于元修当年是仓皇西奔，连干粮都没带足（不开玩笑，这是真事，后来元修走半道断了粮，有个叫王思村的乡民拿出了馒头、麦饭和茶水来招待他，元修都激动的什么一样，免了此人十年赋税呢），更遑论典籍，而领导人则刚脱离文盲，因此，其学术水准也就可以想见。
杨坚入太学，当然学不到什么子曰诗云的正规学问，其性质，跟如今很多公司大老板上MBA课程倒是颇有类似。其实，对于这些久经沙场的商业巨子而言，MBA课程真能教给他们什么东西呢？他们真正看重的，不是书，而是人——跟他们一起上课的这帮同学，将来很可能就是他们潜在的商业伙伴。太学也类似，因为，能在这里上课的，都是贵族子弟，于杨坚而言，这才是最重要的。
由于13年的佛寺生活，杨坚的心智比之一般同龄人要成熟得多，他深沉严肃，不苟言笑，少言寡语，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以至于他的同学看到他时，都不禁肃然起敬。对杨坚的太学生涯，《隋书》只用了八个字就做了概括——虽至亲昵不敢狎也（就算是最亲密的人，也不敢对他态度轻狂）。
这是一段很好的经历，因为在一帮贵族子弟面前，13岁的杨坚，很早就展现了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东西——领袖范儿。
14岁，杨坚正式开始政治生涯，他被京兆尹（即长安市市长）薛善看中，提拔为功曹（相当于秘书，这应该是个虚职，算是官二代步入政坛的起手式）。
15岁，由于杨忠平定江陵的功勋，杨坚被授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被封为纪县公；16岁，杨坚被授予骠骑大将军，加开府。
这些职位当然多是虚衔，但是，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已经是西魏帝国最高的勋位，可以说，杨坚刚入政坛，就处于一个高得吓人的位置。
杨坚年纪轻轻就到如此地位，只能说是“老子种树，儿子乘凉”了。
彼时的杨忠，在度过了人生最颠沛的岁月后，苦尽甘来，正在到达其政治生涯的顶点，他如今已经名列西魏十二大将军，成为了西魏的核心统治成员。
公元542年，在邙山之战前后，在跟东魏较量了多次之后，意识到实力差距的宇文泰，着手进行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军事改革——创设“府兵制”。
所谓“府兵制”，最大的特点，就是兵农合一，士兵平时为农民，在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而到了战时，则操起武器上战场。这个制度，是宇文泰为了解决西魏跟东魏较量中集中体现的两个弱点——一、国穷；二、人少。
最初的时候，宇文泰的“府兵”来源，是流入关中的六镇子弟和本在关中的鲜卑诸部，总的来说，是以鲜卑人为主体的军队。然而，邙山一战，第一天西魏就损失了三万人，可以说，以鲜卑人为主体的“府兵”已经处于崩溃边缘，战后，为了继续跟东魏抗衡，宇文泰吸收了大量的陇右强豪的地方部队，以鲜卑为主体的“府兵”，逐渐变成胡汉混杂，乃至胡汉一体。
这个改革对于西魏至关重要，因为，这是西魏跟关中地方势力融合的开始，也是鲜卑族和汉族历史性融合的关键阶段，跟东魏依然靠鲜卑人打天下，依然实行种族歧视政策，已非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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