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邕本人就是个比较汉化的皇帝，对儒家文化的尊重和推崇，也让北周内部汉族和鲜卑族的隔阂逐渐消失，这也是北周日渐壮大的因素。
与之相对的，东魏的统治者高氏家族虽然是汉人，单从统治特性而言，则是标准的鲜卑政权。高欢时代这种情况就尤为突出：
（高）欢每号令军士，常令丞相属代郡张华原宣旨，其语鲜卑则曰：“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
（每次号令军士，对鲜卑人说的话都是，汉人是你们奴隶，男的为你们耕种，女的为你们织布，给你们提供粮食衣物，让你们吃饱穿暖，你们欺负他们干啥？）
其语华人则曰：“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
（对汉人就是另一套了，鲜卑人是你们的主人，拿你们微不足道的一点粮食，一点衣物，为你们打仗，让你们平安，你们干啥要愤恨他们呢？）
这当然是非常标准的“胡汉分治”，高欢的这些语言，也无非是要求胡汉双方维持目前的主奴关系，其间显示的，是赤裸裸的民族压迫。
随着时间推移，北齐的状况并没有变好，反而更加恶劣，汉族文化被弃如敝履，反而是胡族的奇技淫巧在北齐上层大有市场。曾有一北齐士大夫十分骄傲的道出了他的育子秘诀：“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
看起来，“颇晓书疏”在北齐上层还是混不开的，真正要混得开，要懂鲜卑语，还要会弹琵琶，就这样的一个政权，怎么能不乌烟瘴气呢？北齐一朝最著名的权臣和士开，不就是个只会握槊的庸碌之辈？
高纬一朝，有个权臣韩长鸾，就是仇汉的代表人物。《资治通鉴》记载：
尤疾士人，朝夕宴私，唯事谮诉。常带刀走马，未尝安行，嗔目张拳，有啖人之势。朝士咨事，莫敢仰视，动致呵叱。每骂云：“汉狗大不可耐，唯须杀之！”
（这位韩长鸾，是个典型的黑面煞神，一股子戾气，没人敢惹他，敢正视的都没有。这小子就经常放话，说要杀掉“汉狗”）
北齐这么多权臣里，唯一一个有点能力，也想要做出点成绩的，就是汉人祖珽了。后来祖珽想要改革政府，遭到了保守势力的反对，韩长鸾就是这些反对者中的一员，而且是下死力整肃祖珽的一员：长鸾素恶珽，得其诈出敕受赐等十余事。帝以尝与之重誓，故不杀，解珽侍中、仆射，出为北徐州刺史。珽求见帝，长鸾不许，遣人推出柏阁，珽坐，不肯行，长鸾令牵曳而出。（韩长鸾显然是要置祖庭于死地的，好在高纬念其有旧，只是将其免职。后来祖庭要求见高纬，也被韩长鸾阻止，先被人推出去，然后，干脆被人拽出去）
韩长鸾之所以“素恶珽”，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因为祖珽是韩长鸾此生最为痛恨的“汉人”兼“士人”。
可以说，对汉族文化的痛恨，对汉族士人的轻视，正是北齐朝政混乱，最终导致灭亡的决定性因素。毕竟，鲜卑人的文化，从来都只是马上打天下，然而，马上能打天下，却不能治天下，想要治天下，就非得汉化不可。
宇文邕在他的任期内，已经将宇文泰的鲜卑化浪潮进行了拨乱反正，汉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成为北周政权的主旋律了。宇文赟虽然不才，但同样在汉化的道路上继续挺进——只是，是以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方式。
杨坚恢复汉姓的举措，只是北周政权全面汉化水到渠成的一笔，但是，意义却至为深远——这标志着，北朝自从五胡十六国开始的民族压迫，在杨坚手里，即将走向尽头，中国大治的时代，已经不远了！
无疑，这又是一个收服民心的重要举措，也是杨坚上台后的德政之一。
特殊国民
当然，“德政”虽然很重要，但是，对于如今纷纷扰扰的北周朝局，却只是隐性投资，要想稳住局面，杨坚还需要拉拢另一部分人——特殊国民。
杨坚盯上的第一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李穆。
李穆家族此前已有概述，李贤、李远和李穆三兄弟，是关陇地区的豪族（自称是陇西李氏），在宇文泰时代，便已声名煊赫；李远还是十二大将军之一，并在嗣子事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只是可惜的是，李氏家族的煊赫，在宇文护时代有了个断点——由于李植事件，李远家族几乎是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而李穆也因此被罢免为民，直到宇文邕时代，才得以复出。也正因为这个关系，李穆跟北周的感情，其实已经相当疏远。
与之相对，李穆在宇文邕复出后，就追随杨忠，参加了东征，发动了晋阳之围，并因此在这个过程里，跟杨忠结成了相当友好的关系。以至于杨坚很早便将李穆当成是自己人，将其称为“父党”。
如今的李穆，地位煊赫，官至“太保”（三公之一，地位仅次“太傅”）；而且手握重权，坐镇并州（首府为晋阳，原是高欢家族的大本营），是为并州总管；政治能量之强大，颇有跺一跺脚便让北周地动山摇的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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