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单从“山东豪杰”与“关陇集团”的纷争对易后事件进行解释，此事件后政坛的新霸主应是“山东豪杰”而非“婚姻集团”，然而陈氏意在揭出皇后废立之争对“婚姻集团”之催生作用。为此，他专门使用“山东集团”这一概念，来弥合论证中的漏洞。
据仇鹿鸣统计，陈氏在解析唐代政治史时，“山东集团”这一说法仅出现于《婚姻集团》，他处则使用所指对象较为明确的“山东豪杰”或“山东士族”等词语。仇氏认为，“山东集团”将山东旧族与“山东豪杰”归入同一系统，违反了陈氏本人的“种族—文化”分析法[26]。若求诸史事，“山东集团”之说自然极难成立，但若从《婚姻集团》对废王立武事件之意义的考察这一角度立论，其正可视为与“关陇集团”对立之存在。
就唐初情势而言，有如下之可能性：山东人士，虽文化背景不同，社会出身各异，但在“关陇集团”处于强势地位之时，若不以共同之出身地域为纽带结成所谓“山东集团”，断无与之决一胜负之机会。而山东人士在“废王立武”事件中力抗“关陇集团”之威压、助武氏上位，现象上亦可归纳为武氏与山东豪杰等形成“山东集团”，此群体不但一举结束“关陇集团”独掌朝局之势，且创造了绝佳机会，使“婚姻集团”得以在卧榻之侧无他人酣眠之环境下诞生并安全成长。
尽管这不过是一种可能性，但在陈氏的论证中却十分重要。凭此若隐若现之线索，他为“关陇集团”寻找到了作为他者的“山东集团”，为论证“婚姻集团”之建立补全了逻辑中缺少的一环。
对“废王立武”事件的描述，从细节上改动了陈氏在《述论稿》中写就的唐代政治史，“关陇集团”的“分化”亦由此得以实现：一方面是作为皇室代表的高宗皇帝与山东微族武氏联姻，并引“山东豪杰”之代表作为声援；另一方面是坚持“宇文氏当日之狭隘局面”的“关陇集团”代表长孙无忌等力谏武氏不可为后。此事件之结果为山东人士取胜，故皇室得与武、韦、杨氏结合，形成“婚姻集团”，而长孙无忌等则日渐失势，“宇文泰所创立之系统”最终分崩离析，“宇文氏当日之狭隘局面”也被以洛阳为中心之新格局取代。
需要说明的是，“宇文泰所创立之系统”“宇文氏当日之狭隘局面”即是对“关中本位政策”的另一种称谓。《婚姻集团》中数次使用“关陇集团”一词，却不言“关中本位政策”之名，颇可注意。陈氏于此处舍已有之成说，而代之以相对较为烦冗之辞，应是他觉得世异则事异，“关中本位政策”已不可用来解释唐统一之后的局面，仅为部分“关陇集团”人士抱残守缺观念下仍需坚持之国策，即颜之推所谓“关中旧意”耳。
唯有对《述论稿》中提出的“关陇集团”“分化”问题做如此理解，陈氏修正“关陇集团”学说之努力方可得见，而其弃用“关中本位政策”之用意亦在于此。陈氏强调《立武昭仪为皇后诏》为中古史上的“转捩点”，正是欲以“婚姻集团”之新说解释统一之后的唐代政治，而这正是陈氏旧说的弱点所在。
“关中本位政策”也好，“关陇集团”也罢，都是立足于后三国时期分裂局面所提出的概念，这一对概念能否解释隋唐一统局面下的政治现象，颇可怀疑。学界后来对“关陇集团”掌政的起止时间做出的不同解释，其实正体现了这一对概念在使用中的尴尬。正如前文所言，陈氏应该意识到了问题之所在，故而从1951年起陆续发表《山东豪杰》《婚姻集团》《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关注的基本都是唐代建立一统政权后的社会力量与政治、制度的关系，应该并非偶然。与这些文章问世的时间相近，《崔浩与寇谦之》《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四本论始毕”条后》又形成了其对魏晋至北朝政治史解释的序列。这两个系列的文章，在《述论稿》之上，搭建起了陈寅恪中古政治史解释的总体框架。若加上《论唐高祖称臣突厥事》，则可发现《略论稿》与《述论稿》中提到的若干问题均得到了进一步的解释，这些文章都从具体事件入手，又在宏观的历史解释上对二稿的原有观点多有突破[27]。
在这些文章中，《婚姻集团》通过其解释框架，使“关陇集团—婚姻集团—安史乱后权力三分”成为一根完整的链条，由此重构了陈氏的北朝隋唐政治史解释体系。在此文最末，陈氏提出“唐代自高宗至玄宗为文治武功极盛之世，即此集团居最高统治地位之时，安禄山乱起，李唐中央政府已失统治全国之能力，而此集团之势力亦衰竭矣”。这一结论，亦是对《述论稿》上篇最末综论中“关陇集团”瓦解说的正式替代。
三 发现“婚姻集团”：重新解释陈寅恪的可能
所谓“从‘关陇集团’到‘李武韦杨’”，只是对陈氏本人的北朝隋唐政治史解释所做的梳理。然而这一工作完成后，更大的疑惑涌上心头：既然“婚姻集团”说在陈寅恪的学术体系中如此重要，为何其未像“关陇集团”学说那样对相关研究产生持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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