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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历史评论.第二辑_包伟民/刘后滨【完结】(116)

  必须承认的是,陈氏本人对“婚姻集团”说与“关陇集团”说之间的关系,一直采用较为隐晦的表达方式,他甚至从未正式表明此说是对“关陇集团”说的修正,且具体的修正内容也需读者将《婚姻集团》与《述论稿》对读方能发现。这种表述特点,非常符合陈氏晚年的写作风格。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作为单篇文章,《婚姻集团》所具有的理论性不像《述论稿》那样容易被重视。故“婚姻集团”说虽为陈氏新义,仍不如“关陇”旧说一般被充分关注。事实上,陈氏在20世纪50年代发表的一组文章都颇具理论性,值得重视。

  除去上述两点,固守“关陇集团”学说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学界对陈氏学说的阐释思路。作为对长时段历史的解释,“关陇集团”说将北朝隋唐政治纳入一个解释框架,自有其优越之处。其虽有诸般不尽如人意之处,但这些问题也多多少少存在于“婚姻集团”说中(本文受篇幅所限,未能对“婚姻集团”说存在的问题展开说明),而“婚姻集团”说只是对唐高宗至玄宗时期历史的解释,与“关陇集团”学说的体量相比,稍显局促。因此,学者们在考释北朝隋唐政治史时,仍选择用发挥空间较大的“关陇集团”说作为自己具体研究的解释框架,并对内涵不明的“关陇集团”重做界定,“一个关陇,各自表述”的局面就此长期维持。

  然而,在具体的实证研究纷纷以“关陇”旧说为解释工具的背景下,各种解释之间存在的分歧亦日渐明显。今日,“各自表述”的转圜空间还有多大?“一个关陇”是否可以继续对其理论自身存在的困境避而不谈?就学界的反应而言,我们看到的是该学说被各自表述多年后,理论反思和理论应用批判逐渐成为重要话题。

  就笔者所见,目前对“关陇集团”学说的批评与反思,及对学界使用此概念时各自界定情况进行系统梳理者,有宋德熹、吕春盛、贾海燕、李万生和伍伯常等。其中,宋德熹对陈氏之说和陈氏以后学界的新阐释做了简单归纳,而后提出了“西魏北周系”这一概念,并对“关陇集团”的政治境遇做了具体分期,成为对此学说的新诠释[28];吕春盛对20世纪有关“关陇集团”及相关问题的讨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顾[29];贾海燕则以《二十世纪唐研究》中提供的相关论著目录为依据,从“关陇集团”概念产生后对断代史写作与学术研究的影响做了综述[30];李万生主要对岑仲勉、汪篯、黄永年等学者对“关中本位政策”的理解进行了分析[31];伍伯常对学界关于“关陇集团”的相关讨论,特别是近年来的最新观点进行了简评[32]。

  这些综述性研究较完整地反映了“关陇集团”学说在应用中的流变情况,对相关研究的评述也较为公允,故本文不拟重述他们已提及的内容,仅就其中对“关陇”旧说在被阐释时出现的关键问题略作讨论。

  其一是对该学说进行阐释时所涉论域问题。学者们各自阐发这一概念时,相关论域基本可分为“‘关陇集团’的性质与构成”“‘关陇集团’左右中枢政局的起止时间”“‘关陇集团’与其他地域性政治集团或阶层的政治关系”等。其中,第二个问题是“各自表述”的重点,学者们各有断限,但在界定中都不同程度地缩短了“关陇集团”掌政的时间。在《木屑下的河流》一文中,孟彦弘认为这些做法其实取消了“关陇集团”概念存在的意义,或是“削弱了它的解释力度和深度”。这种状况的出现,与“关陇集团”概念界定不明有直接关系,此即前文所论“关陇集团”学说的第一重困境。在此困境下,与这一概念的内涵关系更为密切的第一个问题,讨论得并不充分。受此限制,第三个问题也很难说清。在孟彦弘看来,“无论是对他的解释进行批评,还是修正、补充和完善,其前提必须是对他所提出的核心概念的内涵以及具体的运用,有较为准确的理解和把握”[33]。此言确实切中要害,目前学界未将探求此概念之内涵作为要务,虽有对“关陇集团”概念所在著作的介绍与疏解[34],但对此概念在陈氏论述中所具有之内涵的讨论则极为缺乏[35]。

  其二是在检讨“关陇集团”学说时,对陈氏的相关表述常有误读。对于陈氏的表述习惯和表述特点,缺少较为细致的分析,是一个明显的表现。[36]另一个表现是对陈氏学术观点变化的考察也稍显粗糙,或是认为陈氏在各时期之说并无本质变化,仅是表述较为随意、混乱,或是对陈氏观点在不同文本中体现出的差别过于敏感,特别表现在陈氏著作与他人转述的陈氏观点的差别上[37]。学界长期将此学说视为陈氏在政治史解释上的唯一定论,这两种误读正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这两方面的问题,说明学界的阐释其实并未解决陈氏学说自身具有的不足,对陈氏之说的内在特点也并非十分了解。这些状况,也影响了在陈氏学说基础上的进一步理论阐发。

  在陈氏基础上的理论阐发,最有代表性也最具解释力的,当首推毛汉光在《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中提出的“核心集团与核心区”说。此说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以《述论稿》中的“关陇”旧说为出发点,佐以《略论稿》中的相关内容,对陈氏学说所涉领域进一步加以研究,并在概念上将“关陇”旧说扩大化,作为考察北朝至五代政治整体走向的工具。卢建荣批评这种扩大化的做法实际是在神化陈氏观点,且陈氏观点中的地域政治集团认识本身亦待商榷,毛氏承袭陈氏之说而不改,并将之进一步泛化,导致错误也越来越大[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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