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包伟民、郑嘉励编《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中华书局，2012。
[26] 参见张澜《“南海一号”的时空之旅——访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魏峻、水下考古队队长张威》，《中国科技奖励》2007年第12期，第22～26页；佚名：《“南海一号”科考成果展 珍贵宋瓷首度亮相》，《国学》2008年第7期，第4页。
[27] 刘子健：《背海立国与半壁山河的长期稳定》，第38页，载氏著《两宋史研究汇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第21～40页。
[28] 黄宽重：《“嘉定现象”的研究议题与资料》，《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2期，第191～205页。
[29] 李华瑞：《改革开放以来宋史研究若干热点问题述评》，《史学月刊》2010年第3期，第5～27页。
[30] 参见李裕民《宋代“积贫积弱”说商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第75～78页；李裕民：《破除偏见，还宋代历史以本来面目》，《求是学刊》2009年第5期，第123～126页；葛金芳：《两宋历史地位的重新审视（笔谈）》，《求是学刊》2009年第5期，第122～123页；曾瑞龙：《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第36页；邓小南：《宋朝历史再认识》，《河北学刊》2008年第4期，第98～104页。不过近来李华瑞另有新说，认为“宋朝‘积弱’之说本自宋人，也是元明清乃至民国和改革开放以前较为一致的看法，并非因20世纪初中国受帝国主义国家欺凌才被特别提出”。见李华瑞《宋朝“积弱”说再认识》，《文史哲》2013年第6期，第33～42页。
[31] 如许怀林《江西通史》第六卷“南宋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32] 迄今为止，“南宋史研究丛书”的“博士文库”已出版五部专著，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即何玉红《南宋川陕边行政运行体制研究》（2012）；郑丞良：《南宋明州先贤祠研究》（2013）；熊鸣琴：《金人“中国”观研究》（2014）；李辉：《宋金交聘制度研究》（2014）；朱文慧：《南宋社会民间纠纷及其解决途径研究》（2014）。
[33] 何忠礼：《略论南宋的历史地位》，《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第72～79页。
[34] 李治安：《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文史哲》2009年第6期，第5～19页。
[35] 李治安：《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第19页。
[36] 李治安：《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第14页。
[37] 分别参见李治安《元和明前期南北差异的博弈与整合发展》，《历史研究》2011年第5期，第59～77页；《中古以来南北差异的整合发展与江南的角色功用》，《文史哲》2015年第1期，第27～34页。
[38] 李新峰：《论元明之间的变革》，《古代文明》2010年第4期，第83～102页。
[39] 参见黄宽重《“嘉定现象”的研究议题与资料》，《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2期，第191～205页。
[40] 黄宽重：《海峡两岸宋史研究动向》，《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137～152页。
[41] 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卷四下《疆域志二·坊里》，《宋元方志丛刊》第六册影印《四库全书》本，中华书局，1990，第5518页。
[42] 沈彤等：《乾隆震泽县志》卷三《疆土志三·乡都图圩》，《中国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23册影印乾隆刻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33页。
[43] 参见拙文《中国近古时期“里”制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第183～201页；《新旧迭加：中国近古乡都制度的继承与演化》，《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2期，第5～15页。
[44] （宋）郑兴裔：《郑忠肃奏议遗集》卷上《请宽民力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第19B页。
[45] 李华瑞：《南宋地方社会管窥——以阳枋〈广安旱代赵守榜文〉为中心》，《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18～25页。
[46] 参见韩冠群《史弥远与南宋中后期中枢政治运作（1194～1260）》，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此文讨论是否深入，结论是否得当，容或再议，不过它将不同时期“权相”现象作联系与对比的努力，是明确的。
[47] 例如，梁庚尧利用明清时期地方志资料讨论南宋的社会经济史，取得显著成果，就是明证。参见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又黄宽重强调文集资料对南宋中后期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他的一些研究工作也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示范。参见黄宽重《“嘉定现象”的研究议题与资料》，《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2期。
书评
薛爱华与《朱雀》的写作背景
李丹婕
1995年吴玉贵先生将薛爱华教授（Edward H.Schafer，1913～1991）的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A Study of T’ang Exot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3）一书译成中文，以《唐代的外来文明》之名出版。此后，这本研究唐代舶来品的专著和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的《中国伊朗编》（Sino-Iranica：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1919；林筠因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4）一道，成为了解中古中国社会史与物质文明的重要参考著作，薛爱华也由此为中国中古史学界和广大读者所熟知。身为汉学家的薛爱华，其学术生涯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以《闽帝国》（The Empire of Min，Charles E.Tuttle Company，1954）一书的出版正式发轫，直到去世前六年出版最后一本书《时间之海上的幻境：曹唐的道教诗歌》（Mirages on the Sea of Time：The Taoist Poetry of Ts’ao T’ang，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薛爱华绵延三十余年的学术生涯可说硕果累累，相比而言，自《唐代的外来文明》中译本出版以来的二十年间，我们对这位学识渊博、思维敏锐的汉学家的认识与其地位是完全难以匹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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