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9/5
（薛爱华：《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程章灿、叶蕾蕾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580页，5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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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aul Kroll，Edward H.Schafer，1913-1991，T’ang Studies，8-9，1990-1991，p.3.
[2] 《四裔、名物、宗教与历史想象：美国汉学家薛爱华及其唐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86～92页；作为代译序收入《朱雀》《神女》二书。
[3] Edward H.Schafer and Alvin P.Cohen，Peter A.Boodberg，1903-1972，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94，No.1，pp.1-13
[4] 原文刊于T’ang Studies，No.8-9，1990-1991；薛爱华：《汉学：历史与现状》，周发祥译，《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6期，第91～98页。
[5] 可参看有“现代博物学之父”之称的英国博物学家约翰·雷（John Ray，1627～1705）晚年的一部著作《造物中展现的神的智慧》，熊娇译，商务印书馆，2013。
[6] 可参〔美〕范发迪《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袁剑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7] 张广达：《魏特夫与艾博华教授》，载《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210～213页；原载《汉学研究通讯》第10卷第1期，1991，第30～33页。
[8] 这很可能反映了南越地区华夏化的历程，关于江苏一带吴人早期华夏化的过程，可参王明珂《边缘人群华夏化历程：吴太伯的故事》，载《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增订本），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第171～193页。该书初版于1993年。
[9] 对方志文类背后权力机制的分析，参王明珂《王崧的方志世界：明清时期云南方志的本文与情境》，载孙江主编《新史学：概念、文本与方法》第2卷，中华书局，2008，第97～118页。
[10] 陆扬：《西方唐史研究概观》，载张海惠主编《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中华书局，2010，第86～87页。
李全德《唐宋变革期枢密院研究》
闫建飞
一
唐宋时期中枢体制的变化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枢密院作为五代、两宋、金、元时期中枢体制的一部分，也持续受到学界的关注。就唐宋时期枢密院的研究来说，大多数成果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其中除了梁天锡《宋枢密院制度》之外，主要集中在唐五代，对作为中枢体制存在最重要时期的宋代的枢密院关注反而较少。唐前期的三省制确立之后，很快就随着使职差遣的发展发生变化。开元十一年（723）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确立了中书门下体制[1]。宋初又形成了中书门下、枢密院对掌文武大政的二府体制。从中书门下体制向二府制转变的过程中，影响最大的因素无疑是枢密院。因此，讨论唐宋时期的中枢体制，枢密院自是关键。
李全德《唐宋变革期枢密院研究》（以下简称《枢密院》）一书正是从枢密院这一角度观察唐宋时期中枢体制变迁的，讨论的核心问题为宋代二府制如何形成，时段上自中唐至宋初，空间上包括五代和十国。选择中唐至宋初作为研究时间段，既与所研究的问题本身相关，也受到了学界流行的唐宋变革说的影响。
晚唐至宋初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时段，日渐受到学界的重视。邓小南指出：“如果我们更多地着眼于历史发展运行的实际情况，而不是朝代的兴废，那么，很明显，自唐朝末年经五代至北宋初年，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面临的社会矛盾性质类似，统治者在挣扎摸索中致力于解决的问题也类似，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段时间事实上属于同一单元。”[2]因此，是否构成一个完整的研究单元，是由所研究的问题决定的。唐宋时期的枢密院，以朱温诛杀宦官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枢密院主要作为内诸司机构存在，后一阶段枢密院成为中枢机构的一部分。晚唐至宋初，正是枢密院从内廷机关向外朝军政机构转变的关键时期。这一转变的完成，也意味着宋初二府体制的形成。以二府制的形成为旨归，自然须以晚唐至宋初作为研究单元。这一转变发生之前，唐朝枢密使的产生、发展、对中枢体制的影响等问题，作为“转变前史”，将其纳入讨论范畴，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作者的研究起点也就从晚唐进一步上溯到枢密使产生的中唐。
以中晚唐至宋初作为研究时段，又恰好与学界流行的唐宋变革说的变革期重合。唐宋变革说由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他认为唐和宋有本质的差别，唐是中世的结束，宋是近世的开始，中间包含了唐末至五代的一段过渡期[3]。唐宋变革说提出之后，围绕着变革内容、变革程度、近世特征、过渡期等一直有不同争议。就过渡期来说，内藤湖南设定的过渡期为唐末五代，现在一般以8世纪中叶的安史之乱或两税法为变革起点，终点则有宋初、北宋中期、两宋之际等多种意见[4]。诸多说法之中，中晚唐至宋初均属于变革的基本期，作者以“唐宋变革期”冠诸书名，从研究时段上来说，自是合适。
《枢密院》一书的研究时段与唐宋变革期重合，作者讨论的问题却并未纳入唐宋变革的脉络之下。柳立言总结内藤湖南、宫崎市定对比的中古与近世差异，认为其中涉及中国历史根本问题的有六个方面：政治体制；统治阶级的构成，权力的取得与分配；社会组织和阶级的构成和流动；经济的自由化、商业化，新的生产关系和交换方式；文化特性和价值观念；国际关系[5]。这些差异所揭示的唐宋变革之核心是中古贵族政治和贵族社会的崩解、近世君主独裁和平民社会的到来。枢密院的发展变化、枢密使的人选与唐宋政治体制变化、宋代君主独裁体制的建立等问题密切相关，作者在论述中，对这些问题并未作积极回应。如果仅仅从强调长时段研究、打通唐宋区隔、将中晚唐至宋初作为一个研究单元的角度考虑，使用“唐宋变革期”这一名称似乎并不十分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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